天门铭 整篇诗的解释

天门铭 整篇诗的解释

天门铭摩崖碑

　　此石刻于元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铭文刻于泰山南天门外西侧的自然石上，石高190厘米，宽137厘米，石质坚润，色泽淡赭，形制天然，不加磨砻。通石刻文16行，满行21字，凡289字，字径6厘米，正书。铭文古雅，书法端严，类颜真卿，为泰山元碑中之佳作。

　　此碑在清乾隆间即其地筑台而被埋入台下，1957年整修南天门时挖出，遂于其上覆石盖以为保护。铭文至今无一残缺。
　　“泰岱东蟠未了青，文章公独萃精英”（元王恽《挽征君止轩》）。若纵论有元一代的泰山人文，不能不首推杜仁杰(善夫)。其不仅生于泰山西北麓的长清，而且一生泰半，也活动在泰安、东平等泰山周边地区，现存杜氏诗文中，东岳之作也占去几近半数。“金色界中无量在，可能此地了残年”（杜仁杰《游灵岩寺》）——杜仁杰之与泰山，可谓有着难解之缘。

　　杜仁杰题写泰山的诗文著述，除去《天门铭》、《张宣慰登泰山记》、《谷山寺记》等传世名作外，近年又有诸多新的发现：在东平州城出土杜氏所撰《创修观音殿碑》，于《永乐大典》中检获杜仁杰《太平顶》等咏岱诗三首，此外还新获杜文《佛峪寺疏文》、《泰山严氏迁葬之碑》及仁杰之父《杜忱墓志》等相关史料（参见拙作《新发现的元曲家杜仁杰史料》，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这些新见佚文侠诗，除了可补《杜集》之遗，更可藉以对善夫泰山因缘，产生更为明晰的认识。

　　根据我浮浅的观察，杜仁杰与泰山，与一般游山名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不是仅将其山作为游赏吟咏的所在，隐隐之中，似将其视为中华正统文化的象征。杜氏尝谓天地正气“在天则为河汉，为列星，在地则为川渎，为乔岳”。是则泰山乔岳，浩然正气之所系，华夏文明之所维，因之当蒙古胡尘骤起之际，诗人遂将其作为个人生命的依托和精神的家园。这使得杜氏的泰山作品，具有了不同于诸家的特异色彩。若以为此说过于夸大，不妨试以《天门铭》与《张宣慰登泰山记》为例，略述己见。

　　《天门铭》系杜仁杰于中统五年（1264）为泰山道士张志纯建成南天门阁而作，此铭虽以天门肇建为题，但笔锋所指，直斥朝政：“无怀下，兵刑措；七十君，接銮辂。圣道熄，彝伦斁。揖让歇，篡夺屡”；“我欲叩，阍者怒；辟何时？坦如故。对冕旒，获控诉。豁蒙蔽，泄尘雾。刮政疵，别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额血殚，帝聪悟。”“垂万世，正王度。”其铭深层意旨何在，颇难索解，或谓“作者借天门而喻帝王之门。指责了元朝皇帝争权夺位，不顾百姓苦难，破坏了历代帝王的法规，和互相残杀的现实。……名为天门铭，实为口诛笔伐元廷的奏表。”（《重辑杜善夫集》）所论似觉泛泛而未中底里。如果结合此际复杂的政治局势，杜铭真实的寓意或能寻觅一二。杜铭撰写的中统前后，正是元廷围绕“汉法”之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蒙古部落入侵中原之后，将其原来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所谓“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郝经）、“礼崩乐坏，至此亦极”（杜仁杰）——此应即《天门铭》中所痛陈的“圣道熄，彝伦斁；揖让歇，篡夺屡；忽焉阖，梗无路”。一部分汉族士人为了挽救中原文化于陆沉，积极在蒙古征服者中寻求愿意采用汉法统治汉地的贤明人物，忽必烈便在他们的拥戴下登上政治舞台。当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等守旧势力争取汗位后，开始以中统为年号，这是他沿用“汉法”前进的重要标志，此举意使蒙古政权逐步改造为采用中原地区固有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即杜仁杰在《河内公祠堂记》中所说的“我朝开创以来，至圣上甫五业，始以文教作治具”。但“汉法”的推行也遭到空前的阻力，围绕汉法的廷争接连不断，特别是中统三年(1262)“李璮之变”后局势逆转，“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统治中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页497）汉法的前景再次出现严重危机。以汉族文明守望者自任的杜仁杰所作之《天门铭》，实际上便是向忽必烈所上的一篇诤谏书：“对冕旒，获控诉”，“额血殚，帝聪悟”，凡此都是向元廷要求坚持推行汉法、维护中原固有文明的沥血直谏；而“正王度”三字则是其通篇主旨所在，“王度”者何?王者之政教也，语出《后汉书·孝安帝纪赞》：“安德不升，秕我王度。”此盖指中原封建文明之制度。若借用杜仁杰友人郝经《泰山赋》的表述，那便是“中华正朔，建极启元，衣冠礼乐”者也。讴歌胜迹的背后，使人感受到了是诗人对历史走向的严峻思索与极力吁请。

　　如予不信，请再看杜氏的另一名篇——《东平张宣慰登泰山记》。此篇记至元元年(1263)燕南宣慰使张德辉登岱经历，描摹雨中望岳、观日岱顶诸景象，笔墨雄奇，精光四射，是历代传诵的游岱名篇。而作者于记文之末，复缀长论，曰：“噫!予自壬辰北渡，三十余年凡九来，未曾睹此奇事，虽欲勿纪，得乎?古者有天人之辨，谓人无所不至，唯天不容伪，无动而不吉，无祷而不应，是行之异，乃一节耳!虽然，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合者多矣。昔卫旱伐邢，师兴而雨，或者谓适与雨会，则非也。此特纯归之天，乌在所谓由人乎哉?至于挥剑成河，变昼为夜，或有此理。如韩吏部开衡山之云，苏端明借海藏之春，皆我辈之馀事，安用诧为?因公此来，书诸石，以示来者。”此节畅论天人之辨，要旨在于人之“纯诚”，可格于天。文中虽记张宣慰止雨、捧日等登岱之异，但作者明确说此等“皆我辈之馀事”，显非笔锋要旨所在，隐隐之中，文中似隐藏了更深的寓意。

　　如果考察一下本篇“传主”张宣慰其人，杜仁杰文中的真实意旨或不难揭破。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今山西交城）人。仕金试掾御史台，金亡北渡，依世侯史天泽。张德辉是“汉法运动”的关键之人：早在宪宗丁未之岁(1247)，张德辉便进谒尚在潜邸的忽必烈，陈以治国方略，井举荐名儒元好问。第二年(1248)他再次人觐，力陈尊儒祀孔之要，并称“但从此见时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促成忽必烈表示：“今以后，此礼勿废。”1252年，张德辉又同元好问一起北觐业已总管漠南国事的忽必烈，史载：“壬子，德辉与元裕(元好问)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在张德辉等汉族文士的极力策动与游说下，蒙古征服者中的进步人物忽必烈最终愿意接受中原封建文明，由是推动汉法的行动得以在所辖漠南地区全面展开，随着忽必烈夺取大位，继之又在汉地全境施行。这是五千年中汉族文明所历经的一场极其重大的“危机与中兴”。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精辟地指出：“蒙古游牧民族征服中原以后必然地要适应发展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的农业封建文明。这个适应需要通过具体人物的具体活动予以实现的，其实际的过程表现为：中原封建文明的某些人物去影响蒙古游牧民中的首领，然后由这些首领来采纳与实行中原封建文明制度。在这个实际过程中，一些人物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这便符合了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黄时鉴《元奸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张德辉便是体现这一时代发展要求的代表人物。当此历史转折之际，张德辉以其“纯诚”格“天”智慧与勇气，最终促使蒙古统治者改弦更张，所谓“会当圣朝开创之初，……变夷作夏，吾道于是平始兴”（《崇真观碑》）!这正不啻是一场“挥剑成河、变昼为夜”的空前壮举！而张德辉实于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杜仁杰借泰山异景，讴歌了张德辉促成推行汉法变夷为夏的历史伟业，同时亦暗寓了中原文明虽时遇顿挫而绝不会湮没弗彰的文化信念。

　　从上举两篇杜文之中可以看出：杜仁杰的泰山之作，突破了长期以来泰山诗文局限于模山范水的狭隘内容，融入了对历史的反思、现实的关切和时代的诉求，赋寓了深厚的哲理内涵和文化底蕴，这是对泰山题材文学创作的一大开拓。因此杜仁杰之与泰山，堪称是泰山文化史中的一个大题目、大关键，很值得研究者认真加以探讨。

　　杜文读不尽，千古一含情！

　　近年在元代文学研究中，杜仁杰得到较多学者专家的关注，孔繁信先生的《重辑杜善夫集》及宁希元先生的《杜善夫行年考略》、蔡美彪先生的《杜仁杰生平考略》，都是这一时期的探研力作。现在长清区档案馆从地方文化建设出发，建立“杜仁杰档案”，进而编辑出版《杜仁杰文献与研究》一书，对这一乡邦先贤的著述、史料加以系统整理，这无论是对泰山文化还是元代文学研究，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我曾致力搜集杜仁杰在泰山的碑刻诗文，编者不以浅陋，征序于郢。谨写出我对杜仁杰泰山之作的一二理解，用作弁言，并借此对长清档案馆同仁热心家乡文化建设的执著精神，表达深深的敬意。

《天门铭》系杜仁杰于中统五年（1264）为泰山道士张志纯建成南天门阁而作，此铭虽以天门肇建为题，但笔锋所指，直斥朝政：“无怀下，兵刑措；七十君，接銮辂。圣道熄，彝伦斁。揖让歇，篡夺屡”；“我欲叩，阍者怒；辟何时？坦如故。对冕旒，获控诉。豁蒙蔽，泄尘雾。刮政疵，别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额血殚，帝聪悟。”“垂万世，正王度。”其铭深层意旨何在，颇难索解，或谓“作者借天门而喻帝王之门。指责了元朝皇帝争权夺位，不顾百姓苦难，破坏了历代帝王的法规，和互相残杀的现实。……名为天门铭，实为口诛笔伐元廷的奏表。”（《重辑杜善夫集》）所论似觉泛泛而未中底里。如果结合此际复杂的政治局势，杜铭真实的寓意或能寻觅一二。杜铭撰写的中统前后，正是元廷围绕“汉法”之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蒙古部落入侵中原之后，将其原来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所谓“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郝经）、“礼崩乐坏，至此亦极”（杜仁杰）——此应即《天门铭》中所痛陈的“圣道熄，彝伦斁；揖让歇，篡夺屡；忽焉阖，梗无路”。一部分汉族士人为了挽救中原文化于陆沉，积极在蒙古征服者中寻求愿意采用汉法统治汉地的贤明人物，忽必烈便在他们的拥戴下登上政治舞台。当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等守旧势力争取汗位后，开始以中统为年号，这是他沿用“汉法”前进的重要标志，此举意使蒙古政权逐步改造为采用中原地区固有统治方式的封建政权。即杜仁杰在《河内公祠堂记》中所说的“我朝开创以来，至圣上甫五业，始以文教作治具”。但“汉法”的推行也遭到空前的阻力，围绕汉法的廷争接连不断，特别是中统三年(1262)“李璮之变”后局势逆转，“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统治中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页497）汉法的前景再次出现严重危机。以汉族文明守望者自任的杜仁杰所作之《天门铭》，实际上便是向忽必烈所上的一篇诤谏书：“对冕旒，获控诉”，“额血殚，帝聪悟”，凡此都是向元廷要求坚持推行汉法、维护中原固有文明的沥血直谏；而“正王度”三字则是其通篇主旨所在，“王度”者何?王者之政教也，语出《后汉书·孝安帝纪赞》：“安德不升，秕我王度。”此盖指中原封建文明之制度。若借用杜仁杰友人郝经《泰山赋》的表述，那便是“中华正朔，建极启元，衣冠礼乐”者也。讴歌胜迹的背后，使人感受到了是诗人对历史走向的严峻思索与极力吁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