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老北京有典故的俗话

征集老北京有典故的俗话

在老北京的俗语和歇后语中，有不少与北京的商市有关系。
在京城俗话中，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恒”之说。
马聚源是帽店，瑞蚨祥是绸布店，内联升是鞋店，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京城老字号，惟有“四大恒”，人们不大熟悉。
所谓“四大恒”是当年京城有名的钱庄。按《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载：“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之有关系。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
由此可见，四大恒在当年是财富的象征，能“腰缠四大恒”者，势必是殷富之人。古人喜欢称出门携款（银子）为“腰缠”，唐诗中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句，即是指此。
四大恒钱庄资本雄厚，据说内有慈禧皇太后的股本，故有“银行”的色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景不长，所以“四大恒”“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然犹支持十余年，始次第歇业。”恒源号、恒兴号歇业最早，恒利号曾维持到民国10年之后。
“四大恒”财源茂盛，“当年所出银票，市民皆视为现金，故始终无挤兑之事。”但是清末之后，因国势的衰败而衰败，故又出现了“四大恒不如一泰源”的说法。
泰源亦是一家大钱庄，开设在南长街。从泰源开始的位置上看，离清廷内务府会计司不远，又在紫禁城下，显然与清宫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民办官助”的金融机构。因此，“内务府与宫中流动之款，则于泰源号司之。”更为甚者，“该号不出银票，所用皆二指关税兑条一纸，然多数有至万金者，为他家所无。”凡此种种，说明“四恒不如一泰源”之说，并非空话。

在关于北京商市的俚语俗话中，有一句话叫：“老买卖——不养三爷”。
所谓三爷，泛指少爷、姑爷、舅爷。“不养三爷”并非是饿着这三种人，而是不许他们参与店里的经营和管理。
旧京城的老字号、大买卖，虽多为一姓或几姓家族所有，但具体经营和管理则由掌柜的管理，掌柜今日称经理，但在当年是店东手下的“打工者”、“白领阶层”，为使买卖兴隆，经久不衰，掌柜的必须尽心尽力，而“不养三爷”则是他们多年经验的结晶。
“三爷”，那些店东的少爷、小舅子和女婿，因自己的身份特殊，又与店东有亲缘关系，往往指手划脚，干预经营管理，有的“三爷”还仗势胡作非为，影响店铺的生意和声誉。基于此，不少明智的掌柜便有了“不养三爷”的招数，至于店主，出于经济原因和自己事业的发达，一般也默许和支持“不养三爷”。这样，“不养三爷”成了大商号不成文的规矩。
“不养三爷”，看起来是个简单的“回避”制度，其实是经验教训所得出的结论。在工商史上，不少大买卖、老字号本来十分兴旺发达，但由于误用了不懂行又不检点的“三爷”，而使自己的买卖由盛至衰，乃至倒闭关张。此类的例子在旧京城就不少，以饭庄业的“八大楼”、“七大居”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些“楼”和“居”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消失，内中原因很多，但是养了“三爷”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东兴楼饭庄的倒闭最有代表性（今日东兴楼与老东兴楼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仅借用旧名）。
当然，也有些老字号是“子继父业”而发达的，不过，他们只是继承家业家产，并不是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不养三爷”与之没有矛盾，否则，就不会流传至今了。
“天桥的货——假的多”，亦是北京地区旧日流传很久的俗语，与“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有异曲同工之意。
天桥是京城旧日缩影，又是有名的藏污纳垢之地，此地市场上所卖商品，假、劣、破三字成了天桥商品的代名词。天桥没有什么老字号买卖，多的只是小铺和货摊，并有“雨来散”之说，而顾客又多为流动的，没有“回头客”。鉴于上述情况，这里经商者自然不会讲什么商德和信誉。故而有了“天桥的货——假的多”的歇后语。
后来，人们又将此话简炼，称“天桥的货”，谁在街上买了假货、劣货，大家都会说：“这是天桥的货吧？”。“天桥的货”，与今日人们所言的“白沟的货”、“晋江的货”有相同的含义。
近年，有人在弘扬并不存在的“天桥文化”，希望不要把“天桥的货——假的多”，加以“弘扬”和“继承”。
“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是京城流传甚广的一句歇后语。砂锅居在西四缸瓦市，是一家以卖砂锅菜为主的饭馆。据传，此饭馆开业于乾隆六年（1741年），系和硕定亲王的王府管家所开，原称和顺居，以卖煮白肉起家。煮白肉原本是清宫祭祖敬神的食物，和顺居继承了煮白肉的技艺，煮出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鲜美可口，很受食客的青睐。但是，当年和顺居是小本经营，煮肉的锅只有一口，每天只能煮、卖一口猪，卖到中午时刻便告罄，如果顾客要想大饱口福，只能赶早而去，否则只好败兴而归。好事的北京人便依此造出了“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的歇后语。
当然，今天去砂锅居用餐时，就不存在“过午不候”的问题，此话成了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俏皮话儿。

北京街市中的俚语俗话和歇后语很多，举不胜举。诸如“六必居的抹布——甜酸苦辣全尝过”、“会仙居的炒肝——没早没晚”、“吃烤肉到卢沟——晚（宛）来晚（宛）走”等等，都有典故、含义，细作分析就会发现许多关于北京旧日的商业轶事，十分有趣。
在众多关于北京商业的俚语俗话中，也有在全国流行的，如“童叟无欺，言无二价”。这句话如果真正实施，则是商业道德、商业作风的集中表现。但在旧中国、旧北京，这句话是十分虚伪的，成了商家奸诈的写照。因为他们真正干的是“童叟吾欺，焉无二价”。一些大买卖，为了维护本店的生意和信誉，当然不敢干“童叟吾欺，焉无二价”的事儿，那些摊摊儿卖货，尤其是在庙会、集市上的商贩，便无顾忌了。他们不仅欺骗买货的老人、小孩，还欺骗妇女、乡下人，总之，谁上他们这儿买东西，能蒙就蒙，能坑就坑。至于商品价钱，则讲究“要谎”，信口开河，漫天要价。像旧北京马路旁卖布头儿者，更是如此。他们一唱一和吆喝叫卖，量布连尺都没有，纯粹在唬弄人。此类商贩，怎么会有“童叟无欺，言无二价”之举，不欺人、不“要谎”，怎么行。
由于一些商贩奉行“童叟吾欺，焉无二价”的原则，人们从中又引发了“十个商，九个奸”，“无商不奸”之类的俚语，每逢人们一提到商人，都会和“奸”字连系。平心而论，商人与奸商并不是一个概念。奸商之说最甚是50年代之初，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一些商人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用品中，弄虚作假，如将破棉袄的烂棉花，制成药用棉，用死猪肉制成猪肉罐头、用凉水冒充生理盐水……这些不法商贩如此坑害最可爱的人，人们称他们为奸商，并由此得出“无商不奸”的结论，是事实所在，历史的必然。
在经过“三反”、“五反”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之后，“无商不奸”、奸商之类的俚语俗话才停止了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工作者”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