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语今读》（李泽厚）

求《论语今读》（李泽厚）

历史系有位老师特别推崇李泽厚，称他是“当代中国唯一一位哲学家”，推荐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及与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前书我已买了，后书在内地不得发行（若哪位网友有电子版可传送或纸版愿借阅，在下感激不尽）。几个月前想买钱穆的《论语新解》没买到，刚好书店有李泽厚的，再加上我坚持旁听了一学期这位老师的课，潜移默化，便决定买下李泽厚的《论语今读》。 不难看出，李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为初学者解读《论语》，而是借此经典阐发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或许还不够成熟、不够体系化，尚无足够的信心应对多家多方对于各个细节的诘责，所以不得不依托经典，模仿古代注疏的形式，以片段的文字来宣讲自己的思想。当然作者本人在书中对此的解释是，他看不惯后现代的作风，看不惯空话连篇累牍的学术论文，看不惯当今以专著数量定学术地位的学界风气，因而选择回归先辈。但显然，李在此书以前及以后所写的专著并不少。 依作者的话，本书三大主题是情本体、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以及知命。情本体即主张抛弃“心”、“性”、“理”的争论，认为孔子的教义是从情感出发的。这一点早有人提到过，只不过他明确的点出来了。李主张将儒学中一直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性公德（即礼、刑等）与宗教性私德解构（即修身），从而使儒学适应现代法治社会。我国一直对领导者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认为君有道，臣下与百姓自会模仿，天下就太平了，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影响。于是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相夹杂，为人治提供了哲学依据。至于“命”，李解为偶然性，而非安排好的必然（宿命），所以立命就是利用偶然性，尽力而为。而理学将“天命”变成了“宿命”，将“立命”变成了“顺命”，有佛教的影子在里面。这一解释令我豁然开朗，一直以来渺无依凭的敬命、信命找到了依托，更为自己找到了“尽人事”的动力和“尽人事”后仍无满意结果时较乐观的借口。 作者推崇西体中用，主张从原典儒学中解构“公德”与“私德”，而不是像理学那样死守“内圣开外王”的框框。他认为第一期儒学乃原典儒学，即孔、孟、荀等人；第二期乃天人之学，以董仲舒等汉儒为代表；第三期乃理学，即朱子一脉；第四期乃现代新儒学，即被他斥为现代宋明理学的熊十力、牟宗三师弟。其言下之意，自然希望第五期儒学乃以他李泽厚为代表，能应对基督教文化冲击的真正的现代儒学。 曾听某中哲的教授说过，这样的儒学一定会有，但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事。自汉朝佛教传入，到宋儒“吞掉”佛教，七百年的坎坷斗争，岂一夕之功。或许李泽厚先生是看不到了，我们大约也看不到罢。其实略一想，“吞”掉佛教的理学与此前一期的天人之学差距甚大，与原典儒学之差同样不小，甚至有背反之处。而理学凭借朱子一本有时显得牵强的《章句》注疏及明清两代八股文，竟也占据思想主流近千年。便是与孔孟时间较近的天人之学，其实也是融合了阴阳、法家诸多思想，可谓“吞”掉了诸子百家，或者说是诸子的收束，与“存而不论”的孔子相差不小。理学真的是“吞”掉了佛教吗？或者说是佛教改变了儒学，再与之合并更为妥帖。若以儒学面对佛教挑战的改革比喻今日传统文化之应对西方世界，不论是佛教到禅宗的改变程度，还是儒学到理学的改变程度，放在今天恐怕甚至不能为一些主张基督教中国化或儒学现代化的学者所接受，更毋庸论及“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国主体了。或许一种思想（文化）并不可能消化另一种思想，而只有在互相异化的基础上相融合。那么真正的现代儒学的出现，则必得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从上至下普遍为国人所接受后才有可能吧。在此之前，不知有多少学者、FQ要像当初的《谏佛骨表》那样大声疾呼，乃至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 于是我尝试去接受李泽厚的某些观点，尝试去宽容对于原典儒学的背反。 都说体和用是无法分开的，真难以想象儒学将被改造成什么样子，才能适应西方的法治观念？从坚韧中幻化出独立，从独立中化出自由？可李也说，自由于儒学、与家族观念是一个禁区。 且我对于儒学四期的分法存疑。当然李也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具体论证，也没有严谨地谈这个问题。且不说心学被分到哪里去了，算它不曾占据主流，排除了吧。主要问题在第一期，尽管资料缺乏，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儒学不是从孔子开始的，它一度被称做“周孔之学”而不是后世的“孔孟之学”，孔子当时金声玉振之人，在他之后自有第二到第四乃至第五期，那么在他之前呢？知之甚少了。是不是如《国语》《礼记》（尽管一般认为该书成文于汉）所描绘的那样重礼制和等级，而孔子则在礼制背后加入了情，在等级背后加入了平等。否则如何解释乡党篇中《仪礼》式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