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贵的中关村专访

叶培贵的中关村专访

在写字上继续好好走路，接受大家的批评
《中关村》：您长期工作在书法教育、科研、创作一线？如何处理三者关系？叶培贵：这三个方面本来一体，相辅相成。科研其实是在学，教育则是教，至于创作，则更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教”一方面需要先向古代和现代的长者贤者学习，这就需要先做科研和学习怎么创作，同时在和学生探讨的过程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是“教学相长”。我是一个笨人，所以无论哪一样都如履薄冰。
《中关村》：您的书法创作内涵是，艺术价值取向在于？
叶培贵：惭愧得很，我学浅见狭，还在努力进步的过程中，不敢说有什么“创作内涵”。我投入精力较多的是宋代米芾、唐代褚遂良和李北海，意图上溯王羲之，基本上还是过去文人化的路子。我大学读中文，后来追随欧阳中石先生，受这方面的教诲较多，也较合自己的性情，自自然然地就这么走下来了，也就形成了偏于雅正的价值取向，追求雅俗共赏。文人传统博大精深，我努力探求，但是总也够不着。
《中关村》：您的书法启蒙归功于谁？
叶培贵：我的蒙师是家乡福建顺昌的书法老师黄建勋等。他们执教于顺昌青少年宫，对书法十分执着，而且对学生非常关爱，有牺牲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中关村》：在京，谁对您的启发和影响最大？
叶培贵：到了北京后，我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启功先生，他的精神弥漫于整个校园，所以学生们学习书法的热情很高，加之我虽然没有机会直接问学于启老，却有幸聆听他的高足秦永龙先生的教诲，这就促使我把中学时养成的这个爱好坚持下来了。后来考取欧阳中石先生的硕士、博士，那就真正当作专业来做了，所以影响最深。欧阳先生对我是恩同再造！我跟随他，不仅学专业，更重要的是学习治学精神，而最重要的则是学习做人。他是一位德高学博的真明师，一位让人真正尊敬的长辈。
《中关村》：您的艺术生活状态是？
叶培贵：读书、教书、临帖、过日子、完成社会布置的一些书画活动任务。看本好书，目明；讲一节好课、带几个好学生，气爽；临本好帖，手畅；徜徉在生活中，心清；完成一些社会任务，人和。希望这种状态能让我更好地体会书法的精神。
《中关村》：感兴趣的书法创作题材是？
叶培贵：那当然是好诗文。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诗文也是，所以两者天然地有一种相互激发的机制。
《中关村》：书法复兴30年，您对书界的总体看法是？
叶培贵：辉煌的30年。它使在中国文化体制内“缺席”了许多年的书法全面回归，并且因应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展开了风起云涌的追踪、开放与变革——追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进程，乃至追踪世界艺术的前沿动态，向整个世界敞开胸怀，力图创造新时代的新气象，所以我认为当代书界是积极奋发的。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但什么时候没有问题呢？所以还是要看主要的方面。
《中关村》：对文艺界提倡的“笔墨当随时代”，您的看法是？
叶培贵：从原则上讲，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但是对“随时代”要辩证地看。“时代”很多时候是当局者迷、后来者清，所以自认为“随”了的，恰恰可能是“违”了；而表面上没有“随”的，则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超”了(这当然更好)，另一种是真的“随”了，再一种实际上是“落”了——只是这些当时都可能看不清。能看清的，那就是时代的知音，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甚至未来的预言者。
《中关村》：艺术创作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创作的新作品有哪些？
叶培贵：没有刻意安排，冗务较少时容易有书兴，就写得多一些；有教学任务时，也会抽时间再重温一些经典。写了一批东西，则是应信阳的一位朋友之约，书写明代河南信阳籍著名诗人何景明的一些诗在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何景明是明代“前七子”之一。这个朋友敬仰乡先贤，赤诚可感。
《中关村》：您认为创作最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叶培贵：我认为是思想。以现代的条件，学宗一家乃至综合诸家，对于有悟性的学者并不为难，因为无论字帖出版、研究手段、临摹方法乃至其他物质条件，都比古人方便得多。但是“手”的问题好解决，“心”的问题却难办，艺术不能无“心”。是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老传统有所毁伤，新传统在哪儿还不完全清楚，更需要有“心”，否则或蝇营狗苟，或咋咋呼呼，冷静下来一算全是空的，就麻烦了。
教育的问题更复杂些。首先是教育体制内得有书法的位置以及相应的一系列保障和管理措施，才能使之有序进行；其次，由于书法学在近代以来一度比较沉寂，如何尽快完善自身的学术研究内容和体系，是教育能否正常实施的根本保证，以己之昏昏是不能使人昭昭的。
《中关村》：人无完人，您认为您的缺憾之处是？
叶培贵：缺憾很多。第一功力不深，特别是深入经典不够；第二学识不够，特别是传统文化方面欠缺的知识太多；第三是阅历不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没有做到。因此，我在一次采访中给自己的定位是“还在路上”，我希望能够得到朋友们的指导和督促，使我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己期待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