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磬的现状

石磬的现状

1、音乐史中的石磬研究
较早在音乐研究中涉及石磬的当归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各方家的音乐史著作中论及各朝代乐器时均有对石磬的研究。从文献角度对石磬进行校诂研究的有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1930：4～10）、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57：53）、薛宗明的《中国音乐史·乐器篇》（1990：173～189）、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998：21～24；47～48）等。
既从文献又结合考古发现进行研究的，如：李纯一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远古乐器”一节中，引述传说和卜辞中的石磬，论证了它必有其悠久的历史，并对石磬的发展作了一些推测（1958：10）；在殷商时期举安阳武官村虎纹大石磬和安阳永启石编磬为例，论证了石磬“为旋律乐器是勿庸置疑的”（1958：24～25）。与李纯一论述相似的有廖辅叔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其中对原始社会石磬使用情况进行了一些推测（1964：4）；对春秋时期安阳武官村的虎纹大石磬、故宫藏安阳永启编磬进行了简述，认为此编磬可能不是全套，古人对音阶的认识还没达到标准化的程度（1964：16）。杨荫浏在《中国音乐史纲》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后吸收进《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里。《史稿》在原始时代的乐器一节，对磬的名称进行了考源（1980：11）；在夏商时期一章中，对武官村石磬及故宫藏永启编磬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甲骨文中“声”字作了分析，认为其象手执槌击磬的情形（1980：23～24）。夏野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的远古及夏商乐器中对石磬的起源作了考释；对永启编磬上所呈现的三音列，认为可以推见出当时常用三音列所组成的曲调，与此之前的专家观点有异（1989：9）；“周代乐器中石磬朝着编磬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比较完美的旋律乐器”（1989：30），与黄翔鹏等“编磬只作为骨干音使用”有别。其他从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结合进行研究的还有吴钊、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1983：4；28～29）；金文达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1994：68；71～72；76）等。从这些著述中的论证方式看，他们都是将石磬放在各朝代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