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韩琦离曹操有多远

萧武：韩琦离曹操有多远

作为一个首席执政官来说，韩琦做的还不够。
英宗初期之所以缩手缩脚，是因为他还吃不准皇太后和大臣们对他的态度。他总觉得，那些人既然能把他从宗室里选出来当这个皇帝，那么看他不顺眼就会又把他废掉。而且，他知道得很清楚，被废掉的皇帝一般都不得好死的，哪怕继立的皇帝再怎么号称仁厚。但是，过了半年，他就和皇太后闹起了别扭，向大臣抱怨。这次别扭，他是完全胜利了，在那之后，皇太后就很少再来干预皇帝的事情了。一年之后，英宗想到了自己的祖先，濮王，要追封自己的父亲做皇父。当然，这个做法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皇帝的父亲，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干脆追封为皇帝，进入宗庙了。对仁宗，他只是叫皇伯。
这看起来好象是很无所谓的琐细小事，不足挂齿，但在礼乐教义之下，却绝对是事关社稷的大事。
按照儒家的经典教义，为人后者为人子，所以，既然已经答应做仁宗的继承人，那么就只能承认仁宗就是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本生父亲只能另外派人继嗣，不能随便追赠。刘秀其实跟汉元帝完全没关系，是他自己一手打下的新的汉朝江山，但他也只是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南顿府君”的称号，没敢贸然追赠为皇帝。
所以，英宗要效法东汉灵帝，追封自己的生父为皇帝的做法激起了朝廷上下所有重要官员的反对。
在这个时候，几位执政宰相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支持谁，谁就将获得胜利。但是，韩琦对此事的意见我没有在《续通鉴》里找到。唯一对此事态度明确的是，好几位官员上书说，欧阳修作为宰相居然赞成这么荒唐的事情，必须受到惩罚。换句话说，也许只有欧阳修在这时对英宗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其他大臣基本上是在附和皇帝——至少是没有表示反对，如果反对过，那么一定会被作为大事记录下来的。
对当时的韩琦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他不需要用什么卑鄙手段来保禄固宠；其次，他认为作为皇帝，必须要勇敢、坚强、有决断力，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培养英宗，鼓励他自己做一些决定，并且尽可能地去帮皇帝实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韩琦在这时的态度是什么。他一定会选择支持皇帝。
而且，从结果上来说，皇太后也做出了让步，同意让英宗称自己的生父为皇父，而仁宗只被称为皇伯。要知道，当年真宗皇帝只不过是想封个泰山，宰相王旦不表示同意，皇帝也只好向他行贿，然后才能在朝议中通过。这么重大的决定，如果没有韩琦和其他几位宰相的支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宋朝的朝堂上被通过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劝服皇太后的也只有这些宰相们，其他官员是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的，也不可能得到皇太后的信任。
神宗死的时候，哲宗还只是个十岁小孩。经过大臣的推荐，名儒程颐被推荐来给皇帝做侍讲。春天来了，小皇帝在花园里玩，小程子跟着。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树枝，小程子立刻批评说，时方春回，万物生发，皇帝这样摧折刚生出来的生命是不对的。
小程子的做法对不对呢？对的，对儒家来说，就是必须要坚持原则。哪怕天崩地裂，圣人之言也是坚决不能违背的。圣王之治，必以正风俗为先。风俗怎么正呢，就是要从坚持原则开始，鼓励和提倡人们坚持礼乐原则。举动容止，皆中于礼，斯可谓善矣。只要稍微有些细节出了问题，那就一定会受到批评。我们今天都知道明朝黑暗、专制、惨无人道，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明朝的时候皇帝经常在朝廷打士大夫的屁股。但是，我们也应该反过来想，即使从明太祖开始打，一直打到崇祯朝，士大夫们也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一直在坚持自己认为应该、必须坚持的原则，即使被在朝堂上大庭广众之下打屁股，他们也义无返顾。
坚持原则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宋儒所谓的正风俗。正是从这些细微处开始，原则被确立下来了，成了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正是这些原则，成了一个社会可以稳步发展的前提保证。道理是很简单的，一个社会的稳定可以依靠法律，但发展却只能依靠良好的风俗。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未来的国家精英，只有在这些严格的道德原则的规约之下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也是一个社会的人才生产机制。虽然我们都知道，象刘裕、朱元璋这样的英雄都是起自草泽的。但是我们要清楚，那是在乱世，真正愿意生活在乱世的人是不多的。想要一个国家繁荣稳定并保持不断的发展，那么就必须能够生产出一批人才来。这些被生产出来的人是社会进步的唯一保证，也是国家政治的骨干力量。
由此，我们再来反观韩琦。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是一个有担当、能够在为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伟大人物。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又不得不追究他的责任，正是在他当政的这些年里，他过多的用了术，而忘记了坚持道。术可以帮你实现短期目标，但如果你还有更长远的目标，那么你就必须在权变之外不打折扣地贯彻“到”、坚持原则。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在道与术之间，必须做好权衡。因为，这就是你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选择。
王安石被进用为宰相后，韩琦、文彦博、富弼、欧阳修被先后罢黜，变法开始了。
黄仁宇说，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开始学习用数目字管理国家了。其实黄的这个论断还是不够大胆，完全可以将这个时间提前到晚唐的几次税收政策改革。这样，所谓的南宋资本主义也可以更提前了，完全提前到“唐宋转型”的高度。但是，恰恰是这次改革，这个国家第一次出现了以“理财”为目标的国家政策，而在这之前，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以安民为务的。圣人之道、上法尧舜、齐民风俗的目标被放弃了。
司马光早就说过，天下之财有恒，不在此则在彼。国家拿得多了，老百姓当然就穷了；国家不要拿得太多，老百姓的日子才能勉强过得下去。当国家财政开始宽裕，并且有能力发动对西夏的大规模战争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国家的人才生产机制崩溃了。虽然哲宗时期有过短暂的“群贤在朝”的时期，但地方上早都被王、吕、章等新党把持了，翻天不过是迟早的事，以至象刘挚这样司马光都认为不错的人居然向皇帝和太皇太后建议说，不如朝廷兼用君子和小人，用以调停。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风俗已经变了，君子跟小人居然可以同处了。
在这个由盛转衰的过渡里，作为首席执政官，韩琦难逃其咎。
苏东坡论司马光说，司马光的长处在两个地方，一曰诚，二曰一。君子之心，必先诚而后能正，一旦不诚，则邪说必侵。韩琦死时嘱咐子弟，给他立七十二处衣冠冢，让盗墓贼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这个做法，历史上第一个做的人，恰恰就是曹操。王陶说他是曹操之类的人，其实也不算大错的。王夫之论人一向苛刻，在对韩琦的评价上，却未免太过宽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