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航程
下‘西洋’的定义
明初以婆罗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明钞本 马欢：《瀛涯胜览》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4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目前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耀兵海外， 宣扬朱棣天下观
《明史·郑和传》中记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这些解读通常都是基于各种现代观点的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赋予了该事件很多“泛政治化”的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郑和的航海，没有像西方的航海那样承载了通商和殖民的任务，未能中国向西方列强一样，走上殖民帝国的道路。并认为这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