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轼人生观的认识

对苏轼人生观的认识

对于苏轼的人生观，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应属于儒家；另有人认为是道家的；更有甚者，说是儒道两家的合二为一。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先不管东坡居士的思想观念，说到人生的品味，我认为，苏轼还真有自己的一套。吟诗作对自然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大文豪，作诗当然是件快心的事同时也是他发泄内心忧愁的手段，《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便是他的真情流露。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只是吟诗作对，可能是他觉得人生应该丰富点，也可能是他的上进心所致，参加科举考取进士，从此名声更大了。
生活中的苏轼，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苏东坡虽没有四妾，但有三妻，而且一个比一个好，第三个就是他最喜欢的。在吃的方面，自然少不了苏轼的身影，他亲手泡制的东坡菜迄今流传。苏轼还是一个性情中人，要不然，当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陈季常之恶妻的行为，为什么会有“河东狮吼”的有感而发呢？
这些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可以知道，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人生是积极的，是一个标准的乐观型。对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颇有人情味的苏轼是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的。用自己的才能考取功名，为的是有更大的作为，而儒学的观点也是积极地面对人生的。所以我敢肯定的是，在苏轼经临黄州赤壁之前，他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
苏轼考取了功名，官也做得越来越大，这表面看起来对他似乎是一件好事，然而却是给他埋下遭人“攻击”隐患。苏轼没有城府，也没有意识到官场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他是个上可以服侍皇帝、太后，下可以与乞丐席地而谈的人。“乌台诗案”之后来到黄州赤壁，苏轼算是“突围”了。在这里，他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对于这次的遭遇，他感悟出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也看透了人心的险恶与官场的黑暗。他在这里写下了《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些文章表现的道家意味，又构成了他思想观念的另一方面。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如果有人要向老子问道什么，恐怕他也只能回答一个字----道。那么，既然有人说苏轼是道家的，他应该对道有所感悟，然而我认为苏轼到此时仍不属于道家思想。
苏轼被贬之后，他并没有放弃做官，对于一贬再贬，苏轼只能表现出忧愁的情感。以前，他喝酒是为了品尝，之后，喝酒是为了消愁，证明他还是想当官，而且想做回到以前的大官。老子，庄子，列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很厌倦官场。因为他们认为封建时代的官场十分黑暗，进入官场就使自己的行为受到约束，身不由己，这样是把无限变成有限，把自由变成束缚。学道的人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在一起，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真正的逍遥自在。封建时代的官场就和“道”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老，庄，列在生前一直过着穷日子，为的是远离官场以及官场所影响的社会。而苏轼并没有放弃过做官，至于苏轼后期的文章中，包含不少的道家意味，只能说是他本性的发挥。
苏东坡特殊的经历，造成了他特别的人生观，但综合他的一生，我认为应属儒家的人生观。我觉得苏轼属于儒家的思想比属于道家思想更像苏轼，这才与他的为人相配，更能显出他是中国一代的大文豪。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２２岁中进士，２６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４４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bàng)讪(shàn)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jūn)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qì)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