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儒学是中国最大的伪学

为什么说儒学是中国最大的伪学

黎鸣关于儒家，我只承认先秦孔子的儒家有一定“学”的意义。我曾多次提出，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为全人类，当然首先是为中国人提出了仁爱精神，也即人类美学意义的终极目标。在先秦时代，孔子的“仁”学，可以与老子的具有人类真(理)学意义的“道”学和墨子的具有人类善(行)学意义的“表”学一道，共同构造成中华民族完整意义的学说。可惜，到了秦汉之后，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实际上进入了思维智慧的死胡同，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头足倒立”的极权专制的中世纪时代。所谓“头足倒立”指的是，中国人把孔子的良好的愿望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却把人自身真在的根本诉诸了空洞的虚无。中国人就像沙漠中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让大脑进入了一个遥遥无期的休眠状态，而为此休眠状态服务的极权专制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即是变成了纯粹伪学的儒学。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这个已成为伪学的儒学，主要为先后的两种形态，第一种是伪神学的两汉经学，第二种即是伪哲学的宋明理学。
之所以称之为“伪学”，那是因为，真正“学”的目的是在充分开发人类的智慧，而长期以来的儒学，历史充分证明，它一味地只是蒙蔽、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中国人的智慧被这个伪学整整蒙蔽、阻碍了两千多年，事实上，中国人是在愚昧之中白活了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中国成了人类天才的屠宰场。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除了一些杰出诗人的哀怨、悲鸣之外，充满的就只有连连不断的帝王将相们的暴力、诈骗和谎言的故事。这两千多年中，再也出现不了能像老子、孔子、墨子那样足以光照全人类的思想家、科学家。中国人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文人的作伪史。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伪的儒学制造了大量的伪人、伪君子。大量的这些伪人、伪君子们，把好话说尽，把坏事做绝。正是这些人成了全部中国历史的主人，一直到近现代。中国儒学的传统，不仅把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学，而且把古代老子的“道”学、外来的佛学也都改造成了伪学。甚至连近代从西方传入的社会科学，它也逐渐把它们改造成了新的伪学，例如伪政治经济学、伪社会学、伪法学、特别是伪文学，甚至从西方引进的逻辑也特别倚重伪逻辑学--黑格尔的所谓辩证逻辑学。这基本上都是中国儒家文人，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文人干的好事。
由于这个最大的伪学--儒学，两千多年来，中国成了一个不知真理为何物的国家和民族。儒学之伪，不仅最大，而且最深、最厚，乃至深厚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的中国文人的大脑里，都留下了儒学作伪的厚茧子。君若不信，甚至还认为我言论“偏激”，那就请耐心听我把话说完，再作评判。
判断一种知识的流派能否称作“学”，是需要有标准的。中国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学”也有“学”的规矩，“学”的规矩是什么呢?“学”的规矩，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要有它自己的讲真理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西方叫逻辑，中国的老子叫“道”。可能有人会紧接着反问我，既然你如此崇尚老子的“道”，那末老子的道学该是“学”了吧?我的回答很明确，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如果在后世获得了健康正常的发展的话，本该是可以成为“学”的，可惜老子的“道”，第一遭到了庄子的曲解，变成了无可无不可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真理遭到了第一次谋杀;第二遭到了王弼的曲解，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虚无，真理遭到了第二次谋杀;第三遭到了张道陵之流的宗教异化，最后沦落成了庸俗的迷信，真理遭到了彻底的谋杀。从此，老子的真价值，也即真理的价值，也就基本上荡然无存了。顺便说说，在独尊儒术的后世，凡遭遇儒家文人下手篡改的东西，莫不成为极权专制者的驯服工具。前面说的老子的“道”学是如此，外来的佛学也同样如此。这是后话。我们且回头继续论述判断“学”存在与否的真理或“道”的问题。
西方一切的“学”都来自哲学，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心理科学。关键何在?即在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均极其重视绝对不变的真理逻辑的内核。有了这个内核，再加上各门各科具体的材料，一门“学”即成功了。上述的逻辑的内核即如同植物的“种子”，各种种子的内在结构基本上具有同一性，这也是重要的逻辑规律之一，只在具体的功能上、信息载体上具有差异，因而，经过栽种之后，便各自长成了彼此不同的植物。
中国的诸子百家之说，最早均源于【易经】，按我今天对【易经】的理解，我认为，在【易经】之中的确已经具有了中国人自己关于真理逻辑的雏形。这种雏形在老子、墨子、孔子的学说中均获得了自己不同的发展。令人扼腕的是，这三家各取一枝，老子发展了“道”，墨子发展了“理”(表)，孔子发展了“情”(仁)。如果三家合成一体，本可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逻辑真理表述。三家中，尤其老子的“道”最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真在”，其次是墨子的“理”(表)，它关系到“善行”，最缺乏逻辑性的是孔子的“情”(仁)。可惜，三家各立门户，尤其秦汉之后，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墨家消失，道家扭曲，惟一只剩下最缺乏逻辑性的儒家。这使得从此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丧失了形成一种对后世真正有真理意义的“学”的可能。中医中药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实际上已成了在夹缝中惟一幸存的硕果，毕竟专制统治者也需要治病保命。
成为“学”至少必须具备如下的三个要素:一，
构成记忆的公理要素;二，
构成理解的方法、工具要素;三，
构成创造性可能的开放或自由(心态)的要素。
首先，我们用大家公认的科学来检验上述三种要素的说法。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全部基础由五条公理组成，这满足第一要素;三段论推理方法，满足第二要素;公理的可质疑性，满足第三要素。众所周知，由于第五公理的变动，促使创造了新的非欧几何。又如牛顿力学，三条基本定律构成了记忆性的公理要素;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代数计算方法等构成了理解的要素;定律的可质疑性，波普尔称之为可证伪性，构成了它的开放性、自由心态的创造性要素。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同样如此。例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孟德斯鸠的法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德克海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从它们当中均可以找到各自相应的三要素。
利用上述的三要素标准来检验中国的各家各派的知识，惟一能找到相应的三要素的只有中医中药学，比如阴阳原理、五行循环、相生相克原理，以及它们与人体各部位相对应的原理等等，可以组成记忆性的公理要素;平衡法、互补法、生克法、对称法等等，可以构成理解的方法、工具的第二要素;前述原理的不定性、可质疑性等等也构成了可能创新的开放性的要素。固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要素在中医中药学之中体现得相当弱，它们的真理性难以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相媲美。但毕竟，这是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之中，几乎惟一可以称作“学”、尚有理可讲的知识体系。
现在就让我们具体来进行一些分析。
孔子最高的概念是“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话，也可以说是人们共同良好的愿望，但这些愿望能够成为做人的“公理”，而被人们普遍承认并普遍实行吗?我曾多次提到，孔子为全人类提出了最好的人生终极目标，但终极目标纵其量也只是应然的事情，而并不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应然的事情不要说不是必然的事情，甚至也难以在现实中成为可能的事情。只有必然的事情才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也才能作为学说起步的“公理”，而应然的事情，充其量也只能是良好的愿望，更多的时候却可能成为纯粹骗人的谎言。可悲的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确是把这些“良好的愿望”，甚至“谎言”，当作了“儒学”的“公理”。中国的历史明显证明，老百姓为此真真实实承受了两千多年的恶罪。我请那些口口声声歌颂儒学传统的人们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有谁是真正的“仁”者?孔夫子本人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也曾不惜捏造历史，把所谓“三代”描绘为实现了“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尤其把“周公”设想为标准的“仁”人。“周公”真是如他所说的“仁人”么?这显然是他所编造的谎言。孔夫子最糟的著作就是他的【春秋】，他自己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即所谓“罪我者，亦春秋也。”
可以肯定，孔夫子的作为儒学的第一要素，根本就不存在，不仅不存在，而且后世还用谎言来滥竽充数。这虽不是孔夫子之错，却不能不说是他的学说的最重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没有在后世的所谓“儒学”的继承人那里得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一错再错，终于导致了后来的两汉经学的伪神学和宋明理学的伪哲学，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深深地遗害于中华民族。
话说回来，不管怎么说，孔夫子本人并没有把他的良好愿望当作人人都必须承认的天理，而且孔夫子还承认，“世无好德如好色者也”。然而在汉儒和宋、明儒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汉儒提出了“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两纲实际上都是为“君”纲服务的;五常为“天、地、君、亲、师”，实际上也是以“君”为核心。更有“天不变，道亦不变”，汉儒的“道”已变成“三纲五常”之道了，而根本与老子的“常道”无关，同时，与孔子的“大同”之道也相去甚远。汉儒的“天”(“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更被涂上了一层神的色彩，汉代人的谶纬迷信更使之成为了伪神学，而非如西方人那样的真神学。
宋、明儒讲“理”，实际上是化“礼”为“理”，并不是真具备真理的价值，尤其当宋明儒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奉为天理之时，事实上就已经取消了任何“理”的意义了。这种“理”不是用来讲、用来理解的，而是用来供人膜拜的。
明显可见，无论汉儒、宋儒、明儒，甚至孔夫子本人，都未能为“儒学”奠定用于记忆的公理要素，而后世把“仁”、“忠恕”，甚至“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些明显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东西强行规定为客观的“公理”之时，这就已经为“儒学”的变成伪学的本质，作出了漫长历史的铺垫。它是用暴力来强奸真理，它是用假象来充当真理，它是用情感来取代真理。
缺乏第一要素的儒学，同样也缺乏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我在以前的著作中已经证明，“儒学”只有“独断”，而根本没有任何逻辑推理，从而根本就是不讲理，因此它根本就不可能会有第二要素。“儒学”更是个完全的封闭系统，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对它的“纲常”、对它的“天理”有任何质疑，更有以孔夫子的错误的言论为准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儒学”只能是一个毫无发展前途的死系统，一个根本不会有任何希望的“伪学”，这样的伪学怎么可能会有开放或自由的第三要素呢?
通过上面的简单的证明，明显可见，汉代以后历史上的儒学，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学，它公然蔑视一切真理，它公然不讲理，它公然不允许有任何新的发展。
关于近现代以来港台以及中国内地逐渐兴起的所谓第三期“新儒家”之学，实际上是一群本身并不知“学”应为何物的儒家文人，怀着良好愿望的糊涂之学。他们把“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当作至宝，以为可以改变得了儒学伪学的本质，其实是一场兴学的糊涂梦，是一场毫无学理意义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幻梦。(待续)20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