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

要求字数要求大概500-700字回答要求观点鲜明 引证准确 学术性和专业性比较强 如能用英文回答者（同样是500-700字），追加50分

Language serves as dress of thought．Thoughts are always expressed by words！！！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犹如母与子的关系。先有人类思维后有语言、图画、音乐等外在表现形式。
　　那么，思维又是如何作用在语言形式上的呢?通过研究可知：思维---表现法---语言具体形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即所谓“靠天吃饭”。农业、土地与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即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人类文化与天命自然统一。这种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使中国人习惯于崇尚自然、行于自然；不违天命、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和宿命论。而在人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的世界中，则存在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美国人说这是moving in endless circles and repeating it over and over again。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哲学就深深体现了这种观点。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于道”等，这就是汉民族的循回式思维方式，比如在语言表现法中有回环式：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及递进式表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中国人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大到小进行阐述，这种思维模式可称为具体一般型表达。习惯于问题解决型模式，它们不仅在语言上如此，在文化艺术、经济活动中也都占有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中国人擅长具象思维。
　　西方人恰恰相反，他们一向将人与自然分隔开来，认为思维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客观事物，讲究“人物分立”，人能够通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七，浅谈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西方相对于东方文化起步比较晚,但在他们内部之间,比如:南欧和北欧,西欧和东欧,就是英国,德国内部也有着异处,然而体现着本质差异的无疑还是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比如，龙和凤在中国,龙是图腾的形象,在图腾发展的进一步神圣化之后,形成了龙,凤等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综合性图腾形象,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神异的动物。因而,在我国龙凤指才能优异的人，龙虎比喻豪杰志士。“龙”在成语中也被广泛的利用，如、“龙飞凤舞、藏龙卧虎”等。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以“龙的子孙”自豪。我国的传说中，凤凰是一种神异的动物，与龙、龟、麒麟合称四灵。凤在中国还指优良女子,还有太平昌盛之意,旧时，凤也为圣德。"凤毛麟角"指珍贵而不可多得用来比喻有圣德的人。
　　在西方龙和凤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在西方，龙是罪恶和邪恶的代表，西方的凤，是再生复活的意思.在西方传说神话中，龙是一种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能够从嘴中喷火 。到了中世纪，龙演化为罪恶的象征，要不Diablo(西方的著名电脑游戏)中的魔鬼diablo是个长得很像龙的怪物, 在英语中,龙所引起的联想与“龙”在中文中所引起的联想完全不同。要是对西方人表示赞美千万不可用龙凤等。
　　中华民族是一个渴望安定祥和的民族，因此，就想象龙、凤是一种福音。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西方长期受宗教的影响，我国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封建思想的统治。西方人信仰上帝，与上帝作对就是过错，就是罪恶；而我国人民信仰上天，佛祖，祈求上天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神把龙作为自身的代表降到人间，是至高无上的象征。
　　通过我们的认识和对资料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
　　第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西医不一样，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报导中，一为中国人到西方人家吃饭，当主人问今天吃中餐还是西餐时，客人很客气的说道：“随便”。 “客随主便”。”西方人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他们说一听到“随便”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们思维方式深处，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看看，欧洲人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会说“随便”，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今天就吃西餐，或者就吃中餐，而中国人往往较少表示个人的愿望，当我国代表团出访时，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团，对方问，各位想喝什么？如果团长说喝茶，后面几位可能也都说喝茶。人家奇怪，怎么一个说tea，就tea,tea全下去了。
　　第三，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总是强调“和为贵”，“天人合一”等，而西方则讲究多样的标立新说。我们在感谢对方接待时往往是这样几句话：你们国家很美丽，你们人民很友好，你们接待很周到，等等。他们认为万里迢迢从东方到西方，难道没有任何一点不同的感觉，为什么一律都是这么三句话呢？后来有一个代表团走的时候，除了三句话以后，他说，我现在想提点建议。这几个人马上很认真听，想听听代表团离开前的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希望你们介绍材料能译成中文。第二条是你们这个牛肉能不能煮得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受不了。第三点希望你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他们听了感觉特别好，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了。
　　第四，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我敢打赌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定看不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
　　第五，是我们思维方式里经常有意会性。他们是一种直观性。比如我们有些文章或在生活中喜欢用暗示，或者喻古论今。这种含蓄需要你去意会，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与西方人的直观性不太一样。像钱钟书先生的关于西方与中国文化方面的对比里，更是谈到了中国诗的长处，它虽然只有寥寥数十字，但表达比西方的长诗更有意境。但对西方人来说，这又是很深奥且难以理解的东西。
　　两种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极其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处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先说西方的教育，从体制到政策实施都近乎完备，一批批的孩子们都十分良好的接受高级的教育，唯一的缺陷是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的学生养成了很多骄奢的习惯，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他们的教育环境比起中国的简直好之又好，他们的主体是过于培养孩子的自我能力和素质，这也是我们比较欣赏的地方。从小时就锻炼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力，在国际夏令营中明显看出他们的孩子比我们的要坚强的多。我想，这也有着一定的环境因素吧。
　　比而较之，中国的素质教育总也不能尽善尽美，除了环境因素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的背景太深，很难改变这种传统。还有，中国的素质教育过分强调应试能力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对能力的培养及自我能力的提高，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中国学生在国际竞赛的水平很高，而生活则远不及人。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对教育不满，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两种等级。
　　我想，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说明孰好孰坏，这只是两种文化及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各有好坏，我们应该互相吸取对方的好的方面，使得教育在不同的土地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研究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各种文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定，东西方的文化互相促进，互相学习，这样，我相信，人类的文化历程会走得更好！！！

中国封建 西方开放

金岳霖先生曾言，每一文化皆有一核心概念与中坚思想，若从中国传统文化寻之，则可以说就是“道”。[13]通观我国思想典籍，“道”确如西方理性概念一样“一以贯之”，成为传统精神之内核。“道与逻各斯”也一直成为中西学人乐于专研的思想论题。然而，如果我们进入“道”的内部精探细研，就会发现，中国之“道”与西方之理性在外观的相似背后，却又有着内在气质的迥然不同。 就外在相似来看，与西方理性概念一样，道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道当然地成为人间秩序生命意义的价值根基和言说基础。正如西方各阶段、各学派的思想家都将理性作为立论的核心命题一样，中国古代虽也学派纷呈、观点各异，但“三教九流”诸学百家无不津津乐“道”。就此而言，确可说“道”是我华夏文明之理性，或说理性乃西方之“道”。正如西方理性或者体现为超越于经验现实的外在标准(理念、神圣逻各斯)，或者体现为超越于经验现实的内在深度（人的主体性），道在其层次上也可以纵向打开为人道、政道、天道，所谓“天”、“地”、“人”“三材之道”也。天道、人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构成了证成现实政治秩序——政道的价值根基。 但“道”的本义以及天道、人道与政道的关系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金文“道”字从行（街道）从又（手），从首，“会手在头前于路上引导前行之意。石鼓文将手变为从寸（也是手）。篆文省去手和半条街而加上一只脚，以突出在头前引导之意。”许慎《说文》释“道”为“所以行也”，段玉裁注曰：“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盖道之本义为“导”，即政治伦理之秩序。在政治伦理生活中，贤君引“导”，后者跟从，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供之”之和谐有序。后从引导引申为“道路”，又从道路引申为规则、规律，再引申为道说。就此可推论，从时间顺序上，关涉政治秩序的政道先于关涉规律、价值的天道与人道，而从三道之关系着手分析，在逻辑上亦可确证之。 中国古代之“天”与西方上帝相比，并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实际上，自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早已下贯为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眀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神之主也。”“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超越于人间政治之上作为其秩序证成之价值根基的“天道”，不但自己不具有坚挺的内在素质，反而要由世俗伦常（民）所充实。这大概就是“天人合一”的实质。其实，程子早就说得清楚：“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在西方的理念、上帝或逻各斯面前，是人人平等地享有言说、辩论的权利，在超越之物面前越谦卑，在现实权力面前就越高贵。而中国古典之“天道”却有着某种反语言学倾向，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西方的逻各斯不同的是，中国的“天道”又加了一个体道的专有主体——圣人（有时在道家那里又是真人、神人，在禅宗那里是现世菩萨。）。 在基督教文化中，每个人都能“分有”上帝的“至善”，但却不能成为上帝。弥赛亚预设着上帝向我们走来，而我们不能向上帝走去。在上帝“走来”之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信仰中消极地等待，忍受此岸世界的各种痛苦。但古典儒学却预设着我们向圣人走去。“成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成圣”，“人皆可为尧舜。”当然，圣人之于儒家决不可坐实了看，正如赵明先生所讨论到的，圣人更多是一种方向，一种标准，一种对于经验现实政治进行批判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9b9ee7ad9431333238653362的参照。但圣的超越性是虚假无能的，这反而使得现实权力者通过事功而自诩，进而垄断对于天道的解释权。天道的日用现实性和反语言学倾向，使得其自身有一种神秘主义特点，这在“道”与“势”、“道统”与“政统”两个向度上表现是不同的。表现在统治者即所谓“势”那里，就发展为一种法家的专制主义，俗王们要么是是天子、圣上，要么是老佛爷、“导师”……他们个个口含天宪，时而假托天意，时而歪曲经义，时而告诉我们主要矛盾是鸡蛋，时而又变卦说主要矛盾成了石头，但究竟根据何在、道理何讲，他却拈花微笑，秘而不宣。这其实就是法家术势之道而已。而表现在以“道”自居、动不动要替天行“道”的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在现实权势武功面前的无力无助，要么是以死一拼的“棺谏”或汨罗投江的辩白，要么就是专研佛老、精思幽玄，闭上眼睛不涉尘世。当然，大多数稍有点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大抵走的是第二条道路，毕竟此路更为“现实”，所以自从屈夫子痛苦地死了以后，后来的中国文人大都很好地活着。士大夫也并非不知其中就里，王夫之早就说过：“其上韩申者，其下必佛老”。朱熹说得更明确：“盖天下之大根本者，陛下之心也……天下之理，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可见以“势”统“道”，实为所谓“天道”者之实质。 而天道之虚弱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人道、在于传统文化对于“人”的预设上来。正如孙隆基所言：“在任何文化中，形而上的‘天理’总是人间状态的一个投射。例如，西方‘上帝’就是个人‘灵魂’认同的对象，而这个原理是超越于世间之外的，因此给‘个体’从世俗关系中向上拔高提供了一个拉动力。至于儒家思想里的‘天理’则是‘二人’之‘仁’”。就如前面讲过的一样，超越的理念或上帝不过是人的理性自我的外在投射，那么，天道当然也应该是人道的外在投射。中国传统的个体自我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内在深度和稳定内核，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到什么，就是什么。道家自我将个体还原为天地自然，人，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片浮云，一脉流水，一只飞鸟，最终“忘我”而融入到宇宙大化中去，就成了道家的最高境界。儒家自我则将个体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现实伦常填充的一个容器，“我”意味着为臣、为夫、为父、为我老师的学生，为我兄弟的兄弟……如果将此种种社会角色全然抽空，一个独立充实的个体是断不存在的。所谓“仁者，人也。两人为仁。”儒家所谓的“人性”不过是一种“群性”——合群之性，并无自在的稳定基质；其所为的“人道”也只是一种合群之道、伦理纲常之道，这种人道最终需要现实政道的填充和证成，更不可能成为论证政道、批判政道的合法依据。这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具备西方理性自我的反思结构和超越意识。虽然古人也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训，但省察的更多是现实生活的角色扮演——“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虽然古人也有“致知”“诚心”的内圣之学，但所“诚”之“心”并无内在的自主深度和丰富内容，最终只会走入玄无、狂禅这一路。魏晋狂士、晚明心学，都想通过人的内在合理性作为对抗现实政治的根据，无奈传统文化预设的“人”并无内在的意义根基，他们无处突围，只能要么谈玄论无休隐竹林，要么讲究知行合一而将“知”直接还原为经验实践。 通过对“道”的义理梳理可以发现，“道”不具备西方理性精神所具有的自主规定性和自我超越性：道的反语言学倾向不具备西方理性中逻各斯的秩序精神；道的虚假超越性不具备西方理性中努斯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精神。道与理性的根本差异在于中西文化对于个体的不同预设：西方文化将个体自我看作具有内在深度和反思结构的实体性存在，进而发展出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成为批判现实经验的基本立足点；中国文化将个体还原为具体的现实关系和社会角色，不具有内在深度和反思结构，在此基础上的“道统”无法上升为批判现实的外在支点，反而要由现实的权势武功所支撑、所填充。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不可能自本自根地开拓出现代启蒙思想和相配套的社会建制，中国文化只有当外在力量迫使现实政治秩序和文化传统再也无以维系下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启蒙与现代性的论题。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众所周知，但可以换句话说：中国有近五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大一统思想推行的独尊儒术使得中国的文化远比西方更受禁锢！三纲五抄常和封建等级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另一方面，儒家又重视意志力量和人袭的品行修为，凸显人性的尊严！这些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并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西方早在中世纪左右就有了民主自由等思想，且没有长期严厉的思想禁锢，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使西方人民更具有自由开放、民主人权等zhidao思想！但在人性自我约束等自然不及中国人！论据：中国的宋明理学，西方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