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则，它对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绩效的作用如何 ？

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则，它对制度变迁以及经济绩效的作用如何 ？

从《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看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
作者：蒋万胜

原文发表于《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60－61，111页

虽然介绍诺思的著作不少，这些著作都对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做了介绍，但要深刻研究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思想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思想，我们不得不研究诺思的《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美]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读这篇篇幅不算太长的文章，我们首先会为他对问题论述的清晰性折服。在这篇短文中，他分“制度和交易成本”、“适应性效率”、“现代技术和组织”、“适应性效率和现代技术”、“意识形态、选择和适应性效率”五个部分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几个部分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递进关系。他用这种方式研究了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论文一开始，他就开宗名义的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P109）从这句话看来，他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否则就不能说制度与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可见，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制度的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这里并列。那么他的制度内涵是什么呢？ “制度由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正规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政治组织所改变，而非正规制约的变化就很慢。两者最终受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所左右。这些认识不断地决定着人们在正规规则和非正规制约中所进行的明确选择。”（P109）在这一段话里他论述了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各自的特性和关系，指出世界观（“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在背后“左右”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化，决定着人们对规则选择的取向。那么这种世界观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他所指的世界观应该就是意识形态。制度由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那么意识形态的位置在哪里？意识形态就是那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主观认识”？我们在这里还不敢下结论。从下文他关于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四个变量之一是意识形态我们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影响制度变迁交易费用的因素，并不必然和制度有直接的联系。

他认为：“制度（与所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P109）这里他指出了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作用机制——以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为中介，而且这种作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技术。

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P110）从诺思对制度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制度设计论者，或者是理性建构论者。他认为在影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主要有四个变量决定：“第一是在交换中衡量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属性或代理人绩效的费用。”（P110）“第二变量是市场规模，市场大小决定了个人的或非个人的交换是否可以发生。”（P111）“第三个变量是实施。”他指出，“如果我们保留财富最大化的新古典假定，那么这三个变量将单独决定交易成本。”（P111）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并不是仅仅追求财富最大化，人们还追求社会声誉、生活稳定等目标。所以，第四变量——意识形态就会很有必要被引入进来。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选择中发挥作用，而且也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的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P112）他认为“有效率的市场是一种能进行低成本衡量和实施合约的制度结果。这需要由鼓励适应性效率的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的实施来实现。”（P112）他用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来代表非正式规则或制约，“这种非正规制约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换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虑交换条款”（P123）。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现实生活地体验也逐渐地形成了对事物的直觉判断和洞察力能力。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诺思在讲交易费用的决定变量时，认为“意识形态和洞察力（作为第四个变量）将起作用”，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他只分析了“意识形态”，而没有分析“洞察力”，为什么？这是译者的笔误吗？

“适应性效率规则能够为获取知识和学习提供激励，能够诱导创新，鼓励冒险和创造性的活动。”（P112）“合约如何有效地被实施是经济绩效最重要的一个维度。”（P113）

在“现代技术和组织”和“适应性效率和现代技术”两个部分中分析他在本文开宗明义所说的“制度（与所利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里面的“技术”因素。当然这里的技术是指“现代技术”指19世纪以来的技术，而“19世纪的技术革命”引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诺思认为“第一次并不十分清晰的经济革命是农业的发展，被认为开始于公元前8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第121页注释）。）用于描述经济系统三方面的显著变化：“（1）社会生产潜力的变化，这是（2）知识储备的本质变化的结果，同时还包括（3）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方面的本质变化。”（P114－115）它主要从社会生产潜力、知识储备的本质、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三个方面来描述经济革命的。新技术的一个特性是它“使得生产过程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之间密不可分。总的含义是，能充分利用这种技术的经济，表现为收益递增和高经济增长率”（P115），新技术的另一特性——“要求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率，其使用期限长但转移价值低”（P116），最终导致了许多组织上的困境。这些困境表现在：“第一，需要更多的资源用来衡量产出的质量、分类、分级、贴标签、注册商标、担保和发放许可证。”（P116）“第二，团队生产具有规模经济性，但却以工人的相互扯皮和规避责任为代价。”（P116）“第三，无论是企业内（如劳动者与雇主间）还是企业间的契约行为，来自机会主义行为中的潜在收益将导致策略性行为。”（P117）“第四，大规模的等级制的发展带来了类似于官僚主义的问题。”（P117）“最后是外部效应。”（P117）

“建立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是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复杂过程。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就是正式规则必须由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率的实施加以补充，才能产生出这种市场。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正式规则，补充什么非正规制约以及实施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我们解释周围世界的基本框架。”(P118)

“我们用来解释环境的主观模型，部分是科学知识传播和增长的结果，部分是每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被社会化传播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讲，前种类型的知识决定人们的选择，而工具理性方法在分析经济绩效时是正确的。但从人类社会化的起始看，人们已经用神话、禁忌、宗教和教义来理解他们的环境，这不同于科学的解释，但一直在这么做。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破译、理解和表达来自于大脑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框架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配作用。”（P120－121）在这里我们看到诺思力图吸收“社会资本”的内涵，将文化看作“资本存货”，文化对正式规则和非正规制约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人们用来作出选择的不断变化的主观模型是由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即不同 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观念、当前制度框架所施加的非正规制约以及所看到的与所预测的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P120）

“新的稳定均衡是能够带来新的非正规制约（习俗、行为标准和自我实施行为）的均衡，这种非正规制约能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新设计的正式规则是一种补充。”（P121）

他在本文中两次提到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一次是在论述适应性效率时，他写道：“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无人知道如何正确解决所碰到的问题。因此，规则应鼓励试验和消除错误。”（P113）进而他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分散决策”，善于“从错误中学习”，“规则必须包括破产法，激励人们分散决策，建立有效的竞争市场，以及能低成本地衡量产权。”（P112）第二次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时，他指出：“过去一个世纪的知识积淀，包括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的不同看法，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并因此影响行为者的选择。”（P120）那么在诺思眼中，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此，还必须从他在其他地方的对哈耶克评述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