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创作 天问 的背景 资料 越详尽 越好 谢谢 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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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构思瑰丽雄奇、意境广博深邃、气势恢弘磅礴，作品的奇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天问》的命题、内容和写作形式都有独特之处：
　　就命题而言，屈原将这部作品命名为《天问》，顾名思义就是个“天大的问题”。
　　就内容来说，《天问》是对中国远古神话与传说的述问，是对中国上古和古代历史与传说的述问。《天问》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理、物种、人类、社会、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故有学者称《天问》是“远古神话和上古史大纲”。对于《天问》内容之种种奇特，读者将会在本书“释疑篇”和“答疑篇”中一一领略。
　　至于《天问》的写作形式，其奇特之处乃在于通篇多系“设问句”，屈原竟然用诗赋的形式、设问的方式向“苍天”提出170多个疑难问题，这在任何诗赋之作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天问》之所以被称为奇诗，就在于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难问题，就在于屈原头脑中的“问题意识”。何谓“问题意识”？爱因斯坦说“关键是不要停止发问”，华罗庚说“数学家的头脑里不能没有问题（即要时刻在思考着问题，要有充足的问题储备）”，这就是人类的“问题意识”。从古希腊泰勒斯的“万物本源之问”到后来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之问”，从1900年的“希尔伯特数学问题”到当今的“Clay悬赏问题”等，都是“问题意识”的作品。“问题意识”作品都是十分奇特的，“问题意识”作品对于认识世界、探索自然、破解疑义，攻克科学难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屈原的《天问》正是中国古代最具“问题意识”的一部奇特作品，《天问》中的疑难问题，上自宇宙形成、天体运行，下至四方地理、自然现象，中及人类社会历史、历代兴衰。对于这些疑难问题，屈原莫不穷究其理，集中地反映了他“上下求索”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他敢于怀疑古人传统观念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思想境界。
　　令人扼腕而感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像屈原《天问》这样的“问题意识”作品太少了。究其原因，高炳生在《屈原天问的科学思想价值——并试解“李约瑟难题”》中认为：《天问》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相抵触，因此《天问》精神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得不到理解和发扬，以致我国近代从未发生过科学革命。高文的这种见解实在是发人深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