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红豆属有收藏价值吗?

海红豆属有收藏价值吗?

海红豆到目前为止并无收藏价值。多为寄托情思，怀念故人，借物喻人的标志物。常言道：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在相对保守的中国古代，爱情的魅惑与美好也依然隐藏在那些忽明忽暗的线索之中，比如植物。相思子与海红豆：红豆所负的盛名，乃是源自王维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清代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中，此诗题作《相思》，而在题解中又提到吴兴凌氏刻本中题作《江上赠李龟年》，可知这首诗原是安史之乱后，眼见旧交零落，不免抚今追昔，借咏红豆而怀念故人之作。李龟年本是玄宗朝最著名的乐工，襄时于宫中奏《霓裳羽衣》，曾得玄宗的赞赏，又兼出入名公巨卿的府邸，当此名花倾国两相欢的韶华之世，被视作繁盛已极的时代乐音。待到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民间，再次奏起当年的乐曲，而人事皆非，听者不免顿起今昔之叹。《西溪丛语》中有一则笔记，说李龟年于湘中采访使筵席上唱起王维的这首《相思》诗，举座之人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面色惨然。李龟年唱罢此诗后，顿时气绝倒地，四天后才苏醒过来。笔记小说之言虽不可尽信，而这番蕴藉于诗中的思旧感怀之情，读来却是再令人惆怅不过的。因着《相思》诗意温厚，于“相思”二字着力尤多之故，后世往往用来比喻绸缪缱绻的恋情，与诗的本意渐行渐远，而红豆也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用来指代恋情最为著名的植物。温庭筠的《新添声杨柳枝辞》里写道：“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从唐代起，骰子的幺点与四点用红色来标示，与涂黑色的其他几个数字迥异，于是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提到这首诗，便议论道：“相思子即今红豆，并四枚嵌一面，则唐时骰子将近方寸矣。”然而这样解诗，未免过于执着物象，古代的骰子多为骨制，飞卿此诗用“玲珑骰子安红豆”极言相思刻骨，妙在出语新奇，是否真的嵌上四颗红豆则无关紧要，诗词到底不是这样用来实指的。到了明代，李时珍更在《本草纲目》里的“相思子”纲目下，记载了一个悲伤的故事，说是《古今诗话》里提到，从前有人死在了遥远的边塞，他的妻子得知后，在这植物旁边恸哭而亡，于是就用“相思子”来命名。只是李时珍也不能确定“相思子”到底是哪种植物，于是便有了“或云即海红豆之类，未审的否”这样语焉不详的一笔。如今被称为“红豆”的植物果实，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整颗皆为珊瑚红色，一种一端红色，另一端黑色。这两种都能被串成饰物，各地旅游景点的小摊上常常可以见到，用来表示纪念或定情之意。如此说来，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红豆呢？唐代李匡乂《资暇集》的“相思子”条内，称“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扁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可见在李匡乂的眼中，这种“豆圆而红，其首乌者”的相思子才是王维诗中的红豆。据《中国植物志》，相思子又称相思豆、红豆，别名鸡母珠，拉丁文名曰Abrus precatorius，乃是相思子属的藤本植物，其种子上部三分之二为红色，下部三分之一为黑色，春夏间开花，花朵为红色或紫色的蝶形花冠，到九、十月份结果，正合“秋来发几枝”的特点。然则相思子虽然常常用作饰物，却是一种有剧毒的植物种子，非但误食容易中毒，甚至还有将相思子钻孔时不慎刺伤手指而丧命的例子。而海红豆虽然也有着红豆的别名，却与相思子属的相思子不同，是海红豆属的落叶乔木，拉丁文名Adenanthera pavonina，树高5至20余米，开白色或黄色的小花，树心暗褐色，质地坚硬而耐腐蚀，常常用来制作支柱或是箱板。种子鲜红光亮，并没有相思子半红半黑的特点。将相思子和海红豆加以比对，可知除了这两种豆颜色不同，植株本身的外观也迥异：一为藤本植物，一为落叶乔木。且《资暇集》中关于所谓的“相思子”株干用途和外观的描述，以及“处于甲中，通身皆红”的记载，分明是海红豆的特性。李匡乂无疑是把相思子的种子和海红豆的植株弄混了，而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中沿用了这个说法，于是关于相思子外观的舛误流传愈来愈广，比如日本学者岩崎常正《本草图谱》中的“海红豆”，不仅把海红豆的种子也画上了类似于相思子的黑色边缘，甚至还将本应是落叶乔木的海红豆绘上了蔓性植物的卷须。李时珍在“相思子”中所写的那句“或云即海红豆之类，未审的否”，倒也成了这幅图下笔犹豫、多有谬误的最好注解。由此可见，错将海红豆当作相思子，也算是渊源有自。要根据植物的拉丁文名、特性和图谱加以比对，才能渐渐厘清植物之间的异同。　　载录于古文献中的植物，经常会以这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面貌出现，而凭借着古籍中不多的线索追根溯源，考订名目，于是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