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为何在杭州如此兴盛？

佛教文化为何在杭州如此兴盛？

杭州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冷 晓 　　伟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与洛桑活佛交流时评说：“佛教源于印度,昌于中国，扬于四海”。中国和杭州佛教的发展，完全见证了这一论断。 　　佛教传入中国尚无确切年代，通常认为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东汉永平“白马驮经”首建白马寺，成为中国的“释源”。唐僧玄奘到印度那烂陀（Nalanda）求法时，正值印度大乘全盛时期，他和此后的义净从印度取回的也都是大乘经典。“乘”，即梵文Yana,意为运载工具（车、船）。公元一世纪，印度主张改革的佛教徒认为，以前的佛教只追求个人解脱，就像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称“小乘”。这些改革者认为：人与一切众生平等，皆属同体关系，应发菩萨大慈悲心，普度众生，利益群众，将拯救解脱一切受苦难的人作为目标；任何人只要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盘，就能成佛。这就像运载一切人出苦海的大船，故称“大乘”。 　　大乘北传后，经众多高僧传译和研究，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汉语系大乘八宗。 　　在中国，由一寺或数寺共同研究不同宗派的教义，使佛教广泛流传；当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就依靠中国亿万信众支持这座佛教大厦，才保持佛教世界性地位。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素称“东南佛国”，流传千古。 　　杭州自古佛刹林立，遍于湖山。唐与吴越时360寺，宋时480寺。灵隐寺为创建最早的古刹，已有1670余年历史，全盛时住寺僧众过2000余人，苏轼赞称：“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北宋高僧明教大师誉为“东南第一山”。 　　杭州佛学兴盛，高僧大德前后接踵，流派纷呈，名传海内外，为世界佛教祖庭之一。 　　杭州佛教盛行中，形成了北山、南山两大寺庙群。在北山，唐代书法家钟权为灵隐题“佛国”，宋代书法家张即之为天竺题“佛国也”；在南山，慧日峰下，以慧日永明院（净慈寺）为中心，寺庙林立，梵呗相闻,被称为“佛国山”。 　　诗人们盛赞西湖是“龙宫”、“蓬莱”，“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就连清帝乾隆也念念不忘“游佛国”、“憇僧寮”。这“东南佛国”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佛教和游人向往的祖庭和胜地。 　　杭州佛教，既有伽蓝相依，又有贤圣相继，历代高僧在修持和研究弘扬大乘理论时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其主要宗派有： 　　华严宗 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创始人法藏被赐号“贤首大师”，又称“贤首宗”。该宗以发挥“法界缘起”为宗旨，以“圆融无碍”为最高认识境界，发展了古印度大乘思想，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纷岐。该宗于唐代盛行杭城。以灵隐寺为中心，不少寺庙的高僧专修华严，并经常结社诵经，聚众讲法。白居易于长庆时守杭曾撰《华严经社石记》：称当时灵隐寺道峰常至各寺讲经，在龙兴寺开讲《华严经》时，听众竟达数千人。 　　净源为北宋华严学者，于宋神宗时来杭，先后住大中祥符寺、慧因寺，悉心致力于复兴本宗，被四方宿学推为“义龙”。净源的著述甚多，如《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疏钞》、《仁王经疏》等等，名传海外，受到高丽文宗王重视，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派王子、高丽僧统义天入宋，并携来久已散佚的贤首章疏要求咨决所疑。次年，宋哲宗命主客杨杰陪同来杭，参访各宗名师，并从净源受贤首教法。义天回国后，又遣使者送来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净源特建华严大阁收藏。元佑三年（1088年）奉诏改为教寺，成为弘布华严的道场，人称“高丽寺”。 　　南宋乾道初，平江（今苏州）名僧圆澄义和来杭住持惠因寺，倡导圆融念佛，认为“佛与众生都具法界心”，只因此心“不守自性，故随迷悟之缘，作业受苦”，如果“修道证真，遂名诸佛”，他把佛与众生的区别归之于能否证得此心，实际上承袭了永明延寿“以心为宗”的宗旨。但该教在元、明时期被朝廷一禁再禁,华严正宗也因此长期陷于沉寂。 　　清初，康、乾盛世兴佛，华严宗在杭州又有重兴之势。民国之初，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华严学者月霞显珠为振兴华严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后会同名僧冶开将华严大学迁杭在海潮寺续办。受其影响，弘一在招贤寺修《华严疏钞》，一些文化学者相继研究华严学说，如马一浮、章太炎等，以华严六相圆融等原理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并以“法相唯识”作为判教依据，探索佛教的发展和出路。 　　天台宗 该宗于陈隋之际由智顗创立于浙江天台山，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奉行教观并重，将佛教内容分为“化法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认为空观、假观、中道观可于一心获得，三谛圆融无碍，故自认为“圆教”。宋时，知礼非常重视以《观无量寿佛经疏》用天台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阐扬净土教义。与知礼齐名的遵式（964-1032）在杭州下天竺创建精舍，推行净土忏法，率众修持念佛三昧，并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通过“行愿”与“决疑”，确立正信，坚持修持，劝大众老实念佛，奉行口念佛，身礼佛，意念佛“三业清净”，体达一心三观的圆乘而直趋涅盘宝所，使忏法与礼佛融合求生净土。民国十九年（1930年），名僧谛闲法嗣摩尘就在梵天寺建“天台宗佛学院”，讲习天台宗《四教仪集注》。民国二十二年（1938年）谛闲弟子静修也在圣水寺举办“性宗佛学院”，主讲天台宗《教观纲宗》、《教仪集注》、《法华经》等，并著有《始终心要讲义》、《教观纲宗讲义》等，只因时局动荡，经费困难，学人不多，传播不广。 　　南 宗 又名南山律宗，以其创始人道宣居终南山而名。唐末广明时（880-881），律宗开始传入杭城。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讲席的元表律师首先来浙传南山律钞，钱塘（杭州）佛子纷纷前去听讲，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著《简正记》二十卷，逐渐形成南山正宗。另一法宝弟子慧则也于此时来杭传授律法。 　　律宗东传，五代吴越国提供了必要的弘法条件，钱元瓘当政时，在广建禅院同时兴建律寺，设置戒坛，先后建有菩提院（昭庆寺）、六通、法相、灵芝（崇福）、广化等律寺，昭庆寺所设坛场定期引导僧人依律受戒。钱弘俶还率先受“菩萨戒”，于是引来各方律师来杭，其中被称为“僧中三凤”的道宣、道定就在著名律寺法相、六通弘扬律学。 　　赞宁（919-1001），为五代后梁至北宋间律学高僧，也是佛教史学家。他于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在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住杭州灵隐寺时，慧则律师来杭传授律学，赞宁尽得其要，精通南山律法，“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人尊其为“律虎”。钱弘俶重建孤山广化律寺，特邀赞宁住持该寺弘传律法。赞宁除内学之外（内学，指佛教经典范围之内的学问），并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甚高，钱王封他为“两浙僧统”,赐号“明义宗文大师”。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赞宁同时到达汴京（今河南开封），受到宋太宗礼遇，赐号“通慧大师”，从此他转入佛史著述和全国佛教事务管理。著有《大宋僧史略》、《三教圣贤事迹》等。 　　在赞宁的传承影响下，北宋初，著名律师灵芝大师在昭庆寺建坛，成为南方著名的律宗道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由永智律师在昭庆寺建“万善戒坛”，每年三月三日，海内缁流，云集于此，惟其长老能通五宗诸典者登坛说法，敷陈具戒，其徒跪而听之，名曰受戒。由此，南山律学在杭发扬光大。元丰初（1078年），灵芝尊者元照主持昭庆寺时，博究南山律学，著《行事钞资持记》一百多卷，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时，曾叩请元照开示律义。随后又有允堪律师在杭著《行事钞会正记》，使南山律分成“资持”，“会正”两派，律学研究十分活跃。只是元照后期因病尽弃平生所学，专修净业，而在当时条件下又无名僧倡导，元、明时期，汉地律宗出现萎靡不振，弘一法师称之为“八百年湮没无传”。 　　清初康、乾两帝崇佛，私度僧尼悄然兴起，宜洁玉书从宝华山分席来杭在昭庆寺重兴律学，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律》、《毗尼日用切要乳香记》、《沙弥律义要略述义》等。清帝乾隆视巡杭州后，于乾隆十九年（1754）下诏取消僧尼官给度牒制度，对佛教开禁。 　　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初修净土转向专弘律部，被佛教界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民国七年（1918年）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号“弘一”。他原为净土法裔，但却专研律部，披阅《四分律》和宋代元照律学著作，并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然后游历各地，参谒名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弘传南山律，并在慈溪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又至泉州开元寺集学者十多人研究律学，称南山律学苑，亲自圈点从日本请回的南山律三大部：《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行宗记》、《羯摩疏随缘记》，后在南普陀讲律修持，主讲含注戒本》、《律学要略》、《弥陀经》等，也至青岛等地讲律，同时精研《华严》。律宗在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非常严谨，他一生严于律已，实践躬行，后学者难望其项背，被奉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禅 宗 南朝宋、齐间，古印度僧人菩提达摩航海来华入嵩山少林寺面壁静修九年，摒绝杂念，悟得佛理，并对当时佛学进行革新，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该宗主张证悟本自心性，寻得佛心，故亦称“佛心宗”。该宗以《楞伽经》、《金刚般若经》等为传法依据，但长时期奉行不立文字，不立语言。禅宗于唐代大兴，初分出牛头宗，五祖弘忍后分南、北两宗，分支甚多，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对杭州形成影响的有初期的牛头宗。 　　牛头宗（禅）由四祖道信弟子法融创立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该宗以为“心境本寂，非今始空”，“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强调人生如梦，故应超尘脱俗。唐天宝元年（742年），该宗弟子法钦云游至余杭径山；披荆上山，结茅而居，时遇寒冬大雪，法钦坚心不动，于是“乡民给奉，僧衲相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奉诏入京，赐号“国一大师”，大臣李泌等三十二人皆投法钦门下，名声大振；翌年创建径山寺，后转住杭州龙兴寺，在杭州佛教史上，唐长庆时栖息于凤林寺（古定业院）前人称“鸟窠禅师”的圆修就是法钦弟子。只是由于该宗主张过于虚空，唐末时趋于衰微。 　　禅宗南、北分宗后，北宗（神秀）受到“安史之乱”摧残，南宗（慧能）则在神会努力下资助平定“安史之乱”，逐渐在北方取得地位。南宗禅的兴起，是我国佛教的一大转折。人们认识到，成佛并非只有面壁坐禅和读经念佛与世隔绝的道路；而且强调“顿悟”，“佛即本心，不必外求”，佛徒可居山林寺院，也可居于“市朝”（称作“市隐”），这就为佛徒成就功业开了方便之门，佛教由此大为兴盛。于是出现禅宗南宗五家两系： 　　南岳系（怀让）：沩仰宗，临济宗（黄龙派、杨岐派） 　　青原系（行思）：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连同临济宗的黄龙、杨岐两个分派，在佛教史上统称为“禅宗南宗五家七宗”。在历史变革中，大多衰绝不传，唯临济、曹洞独盛。 　　净土宗 净土宗源于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设“莲社”，信奉往生净土，故亦称“莲宗”。该宗依 “三经一论”为弘教主要经典，提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终时便可依阿弥陀佛或观音之力（即借“他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简单易行，无须深谙佛学佛经便可进入佛门，故普及四方，传播极广，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慧远被尊为初祖，唐时该宗在中原地区盛行，直至五祖少康于唐元贞时入浙在古睦州（建德）乌龙山建立道场，净土法门始在杭州传播。 　　净土宗在杭广为流传并形成净土文化中心是各种因素凝聚而成，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一是佛教各宗纷纷归流，诸多高僧共传净土。二是五祖少康来杭创立道场，称名念佛，劝人急修净土；六祖延寿以《禅净四料拣》吹响“禅净合流”号角，于是“天下翕从”外。此后各代净土宗师均在杭州建立道场力弘净土。 　　整个宋代三百多年时间，杭州净土宗十分盛行。进入元代后，杭城一些临济宗高僧也多主修净土，并将禅宗的“自禅性”与净土的念佛法门结合。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颁布榜文，从此采取限佛政策。由于净土易修易行，不少禅僧和各宗僧人转奉净土。 　　净土先贤自唐代少康至清代实贤前后七代宗师皆以杭州为净土道场。此后十二祖际醒受永明影响栖心净土，在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弘传净土，他认为“永明乃禅门宗匠，尚归心净土，况今末代，尤宜遵承”。十三祖印光于清末在红螺山入堂念佛，然后南下往来于苏、浙、沪讲经说法，著有《净土决疑论》等大量净土文章，并先后组建“净业社”、“弘化社”等，发行《净业月刊》，弘扬净土信仰，后住苏州报国寺，专事念佛，于1940年12月在灵岩山去世。他一生立誓不作寺庙住持，不收出家徒众，而广收在家居士弟子，对苏、浙、沪居士持戒念佛影响甚大；据称他所收海内外在家弟子不下十余万人。有佛学专家认为，以净土结合，融摄各家，千余年来各宗合流归于净土的趋势至印光集其大成。 　　以上大乘宗派在杭传承影响较大。其中禅宗派生的临济宗逐渐成为杭城佛教的主流。宋室南渡，北方临济宗高僧纷纷南下，其中爱国高僧大慧宗杲是一位著名的佛学理论家，他曾受秦桧迫害两次流放，又两上余杭径山主法，竭力主张以“看话禅法”调动禅者全身心思索，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决疑开悟，并在实践中发扬自尊自信，随缘放旷，自获解脱，他的主张被佛教界奉为“圭臬”。正是由于大慧以“看话”改换原来的“捧喝”门风，使临济宗代代相传，直至清代具德中兴，使临济宗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大慧也被尊为“划时代禅匠”和“甘露门”。 　　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他原属法眼正传弟子，但他深感禅宗有“空疏之弊”，毕生致力于扶衰救弊。他引领各宗派分居博览，互相质疑，辑录成《宗镜录》百卷，流传国外；又提倡“禅净双修”，他撰写的《禅净四料拣》成为禅净合流的“号角”，“登高一呼，天下翕从”，被尊为净土六祖。 　　在北宋时期，灵隐寺主法的均为云门宗高僧，其中重显致力于佛教文学创新；契嵩著书平息了儒家排佛的争论，对佛教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云门宗“孤危耸峻”的隐晦说教方法制约了该宗的发展，自南宋开始也都转奉净土。 　　由于杭州地处东南沿海，千百年来，杭州佛教与各国佛教长期保持友好交往。据《佛光大辞典》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一流均属临济，这与杭州佛地长期传承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所指出的，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已经成了一条“黄金纽带”。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世界佛教的国际交往，互相切磋交流、理解包容，它会对增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