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2]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3]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4]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5]吴景和认为,《论语》作为“论纂”之作,遵循“述而不作,信以传真”,不敢“妄以已意诬师言”的写实原则,但又是“叙已所欲说”,是经过“记忆选择”的具有典型性的言论和事件,因而其中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思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主要的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的描写,用他自己曾被感动过的形象来感动读者”,“从有生气的口头语中提炼文学语言,不乏警句格言”。[6]李人纪认为,《论语》中的说理语言用词精确,搭配恰当,结构严谨,“善于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把丰富的思想内容锤炼在简短的语句当中”,因而“以词约义丰著称”;或据理直言,语句斩钉截铁,或言词剀切,入情入理,或感慨赞叹,抒情意味浓厚,具有“观点明确,感情色彩鲜明”的特点;综合运用排比、反问、比喻、映衬、对比、层递等多种修辞手法,因而“说理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半部《论语》治天下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是此等人,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这里的“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