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经济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博弈圣经》中讲到：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 “（原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之后的100年，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历史编辑本段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少思想家对当时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经济思想，但是没有形成系统，并常与他们的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因此，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称为经济学前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古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从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社会分工学说，纵然旨在为他设想的奴隶主理想国提供理论根据，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轲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指出了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但是他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从公正原则出发持否定态度。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瓦罗（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们论述奴隶制农庄的管理和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的首位，赞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市民法（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万民法（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古罗马法学家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这些思想对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概念和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一切经济行为都基于私有财产权的经济思想，而有重大的影响。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从11世纪开始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如13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原则上反对贷款取息，但认为在贷者因出贷蒙受损失，或借主逾期未还，或以入伙方式贷款等情况下，可以收取利息。关于公平价格的概念，在古罗马法学家著作中提出过。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约1200～1280），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托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这个看法，但加上了许多主观因素。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也被用于应用经济学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 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富国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赋税思想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象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奢俭思想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