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何时传入我国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那么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呢？自古以降，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大体说来，有如下六种说法。

一、先秦说。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我国。如“周世佛法已来”说，把佛教的传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又有人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而据史料推算，孔子和释迦牟尼属同时代人，当时儒家、佛教均处初创阶段，中国和印度两国尚无交通关系，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相互知晓的可能性很小。《拾遗记》中也说：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清代学者俞樾据此条认为此“乃佛法入中国之始”的记载（《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所以先秦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不大可能。

二、秦朝说。认为秦朝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隋朝费长房 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 在《历代三室记》卷一中说，秦始皇四年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始皇被始皇查禁。日本学者则根据《史记·秦始皇 本纪》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记载，以“不得”为“浮屠”（佛陀、佛教的早期译法）之异译，也认为秦朝佛教已流行中 国。我国学者马元材在1943年撰文《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亦力主其说。岑仲勉先生一开始亦赞同此说，后经其多方 考证，认为上述材料是指伊朗的火教在秦朝传入了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总之，秦朝说还缺乏可信的论据，目前已无人提起。

三、汉武帝时期说。此说以东方朔答汉武帝的劫烧说最为著名。所谓劫烧说就是汉武帝开掘昆明池，挖到池底时发现黑灰，武帝就去问博学的东方朔，东方朔说他也不知道，又告诉汉武帝可以问西域人。所以当天竺高僧竺法兰来中国时，对黑灰深感疑惑的众人连忙请他解释这个现象，竺法兰答道：“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晋宋炳《明佛论》）。此事证实东方朔在汉武帝时已接触到佛教了。但是很多学者持异议，认为此说的根据不够明确。民国时代《中国佛教史》著者蒋维乔认为“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城后”。

四、西汉末说。持西汉末佛教已传入说的根据主要有：1．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流传。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西汉末年佛教又从西域各国传到了我国于阗、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区。2．史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 ）。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持此说。而吕澄先生则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大月氏在贵霜王朝前，是否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因此“伊有授经”之说是“更需要研究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五、西汉末东汉初说。也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因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郭朋《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因此方立天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六、东汉初说。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 相传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次晨，汉明帝询问众位大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便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回到洛阳。汉明帝礼请二位高僧暂时下榻于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翌年，又敕命于洛阳城西修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理惑论》、《冥祥记》、《后汉记》、《高僧传》、《洛阳伽蓝记》、《魏书》）。此说流传既久且广，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感梦遣使本身就非常奇怪。明帝做太子就和刘英很接近，故理应知道佛教的存在，梦而见佛不能成立。其次明帝派到大月氏国求法的使节蔡愔（即张骞）为前汉武帝时代的人，在明帝前约一百六七十年。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法。还有替明帝解梦的博士傅毅，明帝时他尚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作官。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据此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简明中国佛教史》）。有些学者在否定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故事的同时，对佛教是否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的事实进行了分析。严北溟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不能简单地确定在某一年内。任继愈则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后，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传入中国 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东汉时期传入中原

玄奘西游，是去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