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法律思想

宋明理学法律思想

宋明时期的伦理思想北宋至明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鼎盛时期，封建伦理思想趋于完备、极端、理论化，其标志是理学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同反理学伦理思想的斗争。这一时期内，某些职业伦理思想(如医学、科技伦理思想等)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宋明时期，历代地主贵族为了维护其剥削统治，整肃封建秩序，在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同时，普遍重视用儒家道德维系人心。宋代统治者尊孔祭孟，强调三纲五常，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南宋理宗时将理学确立为正统思想。元代统治者效法汉族地主贵族，褒扬儒学，把朱熹的著作作为国学的基本教材，选拔考试内容以朱注《四书》、《五经》为主。至明代，程朱理学进一步为最高统治者肯定，三纲被强化，忠君报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出现了自我割股、穴脑、取心、挖肝以救活父母的孝子。女子守寡、殉节的事到处都有。封建道德日趋极端化，其腐朽性得到充分暴露。明代中叶，程朱理学日趋僵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已经无能为力。为了挽救明王朝“沉疴积痿”、“病革临绝”的局面，王守仁继承与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学，把“良知”即封建道德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倾向，认为理就在心中;道德评价应以“良知”而不能以朱熹乃至孔子的言论为标准;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强调内心修养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他的伦理思想是为“破心中贼”，即防止人民群众“犯上作乱”服务的，但是在客观上却触动了孔子和朱熹思想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使人们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的作用。其学经过门人钱德洪、王畿、王艮、钱守益、罗洪先等人的继承、发挥，明中叶以后影响很大。后来，王学分化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许多派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王艮之子王襞、王艮门人徐樾，到襞门人李贽、樾门人颜钧、钧门人何心隐时，开始突破王学藩篱。如李贽提出人性自私，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反映了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市民阶层的某些要求。宋明时期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理学伦理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占有统治地位。它有以下特征：第一，宣扬儒家道统论，以继往圣之绝学自居。理学的远祖韩愈编造了一个与佛、道的“法统”相抗衡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的“道统”，自己以接续盂轲而自命。以后，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标榜是这个道统的继承人。这种用古代“圣学”来宣扬儒家封建道德和批判佛、道出世主义的做法，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容易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为许多人所接受。第二，对封建道德进行了理论加工，使之精致化、系统化、理论化。先秦时期，孔孟偏重道德实践，对道德的基础理论，缺乏细致的分析与严密论证，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孟子提出性善论，并以此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基础，但其整个伦理思想不够严密、系统。汉儒或琐琐于经典的注疏考释，不阐义理，或者以粗俗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神学作牵强比附的证明，缺乏说服力，因而被魏晋玄学和佛学动摇了统治地位。宋明理学则不同。它以义理代替了训诂，以严密的论证代替了粗俗的迷信，把封建道德论与哲学宇宙观结合起来，使三纲五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贯穿到人的内心深处，具有系统的哲学根据与理论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增强了说服力。第三，在坚决排斥佛、道的同时，又吸取了它们的某些因素，用以充实、提高自己。以往思想家排斥佛道之所以没有完全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佛道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宋儒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以儒家封建伦理思想为核心，采用佛道的思辨方法并融合了其禁欲主义成分，从而形成具有一定活力的新儒学。朱熹虽然对佛学有很多批评，但却肯定“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天理论的产生，与吸收佛学“真如佛性”等观念有一定联系。而佛学“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的思想，则启迪程朱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论证封建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适用性。陆王“心即理”的基本命题和仁义道德“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陆九渊集·语录》)，同禅宗“明心见性”如出一辙。第四，把道德修养论与哲学认识论融合在一起，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变为单纯的内心修持，把掌握人伦物理变为排除主观欲望。理学家们改造了佛学的“常惺惺法”成为“主敬”、“致良知”等修养方法，吸取了佛学蔑视肉体的禁欲主义和由“渐悟”到“顿悟”的观念，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们把认识客观世界和提高自己品德的修养过程，归结成由不断地格除物欲到“豁然贯通”天理，即体认封建道德的过程。而陆、王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格心”、“明心”、“正念”。他认为，这种去恶为善的过程，就是把天理一分分存养起来、使人欲一点点减少的过程。如此用力日久，便会超凡入圣。当然，理学家们把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片面归结到道德修养，只是就总体与主要倾向而言。有些场合他们也承认有研究外界事物规律的必要，达到对“众物之表里精粗”之正确认识。第五，道德教育更加广泛深入，形式更为多样化。如制定书院教条，让学生遵守;制定乡规民约，规范城乡百姓的行为;建立贞节牌坊等，表彰道德榜样;把封建道德原则、规范编成通俗读物(如《三字经》、《女儿经》等)，使妇孺能诵易记，便于接受。这样，封建道德教育不仅深入到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还深入到各种职业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有一定特色的官吏、军人等职业道德规范。第六，封建道德的功能作用得到全面发挥，出现了大批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不管程朱还是陆王，他们伦理思想的根本纲领，都是“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讲的卑视功利“去人欲”，虽然也包括规劝皇帝自我节制，反对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在等级名分之外的“非分”享受和要求，但主要目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遏制自己正当的物质生活要求，严格遵守封建纲常名教。这种伦理思想具有愚昧、落后和反人道性质。但是其中有些道德规范又具有两重性，因而在一定条件下，起着维护正常的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以及维护民族团结，保卫民族独立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斗争中，宋明理学一贯强调的“杀身成仁”、“忠君报国”、“气节”等道德观念起了积极作用。熏陶培育了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他们坚持民族大义忠于故国，宁死不屈，以身殉职，为民族的生存与繁衍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