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的汪中出妻

汪中的汪中出妻

在《清稗类钞》著述类中，儒林外史条，记载王容甫出妻孙氏事。其妻工吟咏，尝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汪中极不喜。一日晨出，忽潜回房，妻方梳头，中出其不意，自其后抱之。孙氏骇，问：“是何人敢尔相戏？”中遽怒，曰：“岂尚有他人敢如此乎？”故出之，为时论所薄。《类钞》云，《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即暗指汪中。一个至情至性、充满人道精神的学者，岂能因这样的小事，无中生有地把发妻休掉？但《类钞》终究是属于野史，道听途说之言，所在多有。不过，在他的文集《述学》中对此事却似乎绝无提起。到底有无此事，并无确凿证据。清末扬州学者李详（字审言）的《汪容甫文笺》记载了事情的真相。汪中《自序》一文中曾自云与刘孝标之共同点：“孝标悍妻在室，家道轗轲。余受诈兴公，勃豀累岁，里繁言于乞火，家构衅于蒸梨，蹀躞东西，终成沟水。”《世说新语·假谲篇》：“王文度弟阿智，恶乃不翅（不翅即不啻，古语中乃多之意），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亦僻错，又无嫁娶理。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扬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云：兴公向来，忽言欲与阿智婚，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嚚欲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王氏之子问题人人皆知，兴公诈而嫁女。
当时如《清稗类钞》这样的道听途说是很多的。但有两个汪中的朋友，也是很严肃的学者对于孙氏的记载却并无任何诈术，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初娶孙氏，不相能，援古礼出之。”并无诈术，只不过夫妇二人感情不好，如此而已。阮元《广陵诗事》：“汪容甫明经中，元配孙氏，工诗。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有才如此，岂有越礼自弃通门，委如落叶。且既出后，不闻再蘸，包氏世臣犹及见之。”阮元的说法，有两个说不通的地方，其一，有才即一定有德（古人之德）？其二，未曾再嫁，即为有古之妇德？这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但以凌、阮二人的人品和声望，断不会妄言，故李审言信之，而诧异容甫何以厚诬其发妻。不过，从证据的角度，还是很可疑的， 虽然同为扬州学者（陵氏客居扬州甚久），但又怎能轻易知晓他人家事？
但毕竟凌、阮二氏的证言要比《清稗类钞》的证言有力得多，而且不是孤证。改变李审言对于汪中厚诬其妻的看法的更有力的证据，还是来自对汪中上面一段文字的解读。他说“勃豀”、“乞火”、“蒸梨”这些典故都是婆媳之间的事情。“勃豀”，此词之源头出自《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豀。”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勃，争也；豀，空也。”司马彪注《后汉书》云：“勃豀，反戾也。无虚空以容其私，则反戾共斗争也。”其意指因为共有的空间过于狭小，导致婆媳这两个背景的女人容易产生摩擦和争斗。这在现代社会也是屡见不鲜的，更何况汪中家贫，容易引发矛盾也可以想见。“乞火”乃汉初谋臣蒯通所运用的一个比喻。《汉书·蒯通传》：“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也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缊乞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自属婆媳之间的猜疑。“蒸梨”，见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曾参，南武城人，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而出之。”看来这里汪中用典有误，“蒸梨”当作“藜烝”，“藜”通“莱”，乃一种草，其叶可食。曾参后母对他不好，但他却因妻子把食物没有做熟而休妻。
“蹀躞”、“沟水”之典出自汉代卓文君的《白头吟》。司马相如想娶另外的女子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留。”如此看来，汪中所谓兴公使诈，纯属为其母与出妻事的关系开脱，正所谓至孝之子也。后面的内容则揭出了问题的实质，乃婆媳关系恶劣所致。汪中之子汪喜孙在其《孤儿篇·汪氏母行记》对此有说法：“先君容甫先生初娶孙，好诗，不事家生计。邹太宜人（汪中母亲）独事井爨，有二姑相助为理。于归后，弗能同亲操作，遂归老母氏之党。”说白了，孙氏是个知识女性，不善也不愿做家务，遭致辛勤劳苦大半生的婆婆的不满，孝子汪中，虽与妻子感情很好，却无奈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