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第一句为什么要写“奉天承运”？

圣旨第一句为什么要写“奉天承运”？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第一种是对的.意思就是:奉上天的旨意,皇帝下诏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起源，要从秦汉说起，秦始皇一统天下，不满足于王的称号，于是定名号为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其玉玺上就铭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昭示其合法性。汉承秦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东汉蔡邕在《独断》中有这么一段论述：“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而其中策书等诏旨的写作格式，据范晔在《后汉书.光武帝记第一》“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文下引汉制度注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 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从中我们可以推知汉代最为重要的一类诏书的开头应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魏晋南北朝时的诏令与汉代相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这一时期的皇帝即位诏书中多有“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如《晋书》帝纪三晋武帝即位诏，帝纪六东晋元帝即位诏都写有上述文字。此中的重要原因大概是当时朝代更替频繁，做上皇帝的都十分注意强调其统治乃天命所归，他人不得窃夺。
唐代诏令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一般由中书省（多为中书舍人）起草，门下省审核颁行，门下省的审核颁行有严格的规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唐六典》卷8门下省“给事中”条）故而其所颁行的制书之首往往是“门下”两字，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开头就是“门下，天下之本……”而天命所归的话往往见于皇帝的即位诏令中，如德宗即位册文有“昊天有命，皇王受之。” 肃宗即位赦称：“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 顺宗即位赦称：“朕纂承天序……”
宋代的诏令继承唐代又有所变化。与唐代相似，宋代皇帝的诏令，不论事情大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国朝诸臣奏议》卷47蔡承禧：《上神宗论除授不经二府》，此处二府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诏令起草工作都是由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故许多重要诏令开头与唐代一样，都是门下二字。如《宋大诏令集》所载从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均以门下置于篇首，同时，《宋大诏令集》中所存的诏令中，以“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开头的亦占有相当比例，此类诏令，多见于真宗以后诸帝，承平日久，日益觉得自己的伟大与光荣，于是忍不住要宣谕一番。
元代以蒙古语为国语，故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经世大典序录.帝制》）蒙文圣旨和汉文诏书开头都使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的套语，其实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蒙古文，意为“上天眷命”。不过当时不少蒙文圣旨多被机械翻译为汉文，故而汉文诏书中亦有不少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开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广泛使用应该是在明代，明太祖于加强中央集权不遗余力，自然少不了这受命于天，君临天下的气势。太祖以为自己的统治出至天意，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记载太祖尝言：“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因而其诏书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明代礼仪明文规定，亲王，群臣上表笺，都得有“皇天眷命，统驭万方”，“承天受命，君师宇内”等字样，节日朝贺须用“奉天永昌”，皇帝郊祀称自己为“嗣天子臣”，其使用的音乐头一句就是“荷蒙天地兮，君主华夷。” 皇帝结婚的纳采制词首句也是“朕承天序”，皇帝的宝玺则有皇帝奉天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等等。而对于民间的祭拜天地行为严加管制。明会典卷165“亵渎神明”条目规定，如果民间私下告天拜斗，则为亵渎神明，须杖70。清承明制，其诏书多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中间诏示内容，最后一般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结尾。诏书以外，清代还有制辞（即制书）其开头一般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云云。到了1912年，随着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终于终结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起源，要从秦汉说起，秦始皇一统天下，不满足于王的称号，于是定名号为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其玉玺上就铭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昭示其合法性。汉承秦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东汉蔡邕在《独断》中有这么一段论述：“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而其中策书等诏旨的写作格式，据范晔在《后汉书.光武帝记第一》“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文下引汉制度注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 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从中我们可以推知汉代最为重要的一类诏书的开头应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魏晋南北朝时的诏令与汉代相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这一时期的皇帝即位诏书中多有“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如《晋书》帝纪三晋武帝即位诏，帝纪六东晋元帝即位诏都写有上述文字。此中的重要原因大概是当时朝代更替频繁，做上皇帝的都十分注意强调其统治乃天命所归，他人不得窃夺。 唐代诏令分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七种形式，一般由中书省（多为中书舍人）起草，门下省审核颁行，门下省的审核颁行有严格的规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唐六典》卷8门下省“给事中”条）故而其所颁行的制书之首往往是“门下”两字，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开头就是“门下，天下之本……”而天命所归的话往往见于皇帝的即位诏令中，如德宗即位册文有“昊天有命，皇王受之。” 肃宗即位赦称：“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 顺宗即位赦称：“朕纂承天序……” 宋代的诏令继承唐代又有所变化。与唐代相似，宋代皇帝的诏令，不论事情大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国朝诸臣奏议》卷47蔡承禧：《上神宗论除授不经二府》，此处二府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诏令起草工作都是由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故许多重要诏令开头与唐代一样，都是门下二字。如《宋大诏令集》所载从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均以门下置于篇首，同时，《宋大诏令集》中所存的诏令中，以“朕绍膺骏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开头的亦占有相当比例，此类诏令，多见于真宗以后诸帝，承平日久，日益觉得自己的伟大与光荣，于是忍不住要宣谕一番。 元代以蒙古语为国语，故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经世大典序录.帝制》）蒙文圣旨和汉文诏书开头都使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的套语，其实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蒙古文，意为“上天眷命”。不过当时不少蒙文圣旨多被机械翻译为汉文，故而汉文诏书中亦有不少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开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广泛使用应该是在明代，明太祖于加强中央集权不遗余力，自然少不了这受命于天，君临天下的气势。太祖以为自己的统治出至天意，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记载太祖尝言：“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因而其诏书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明代礼仪明文规定，亲王，群臣上表笺，都得有“皇天眷命，统驭万方”，“承天受命，君师宇内”等字样，节日朝贺须用“奉天永昌”，皇帝郊祀称自己为“嗣天子臣”，其使用的音乐头一句就是“荷蒙天地兮，君主华夷。” 皇帝结婚的纳采制词首句也是“朕承天序”，皇帝的宝玺则有皇帝奉天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等等。而对于民间的祭拜天地行为严加管制。明会典卷165“亵渎神明”条目规定，如果民间私下告天拜斗，则为亵渎神明，须杖70。清承明制，其诏书多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中间诏示内容，最后一般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结尾。诏书以外，清代还有制辞（即制书）其开头一般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云云。到了1912年，随着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也终于终结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