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代土地的故事

有关古代土地的故事

古代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是田赋和人丁税，其次是盐、铁、茶、酒、丝绸及行商铺户等专卖和商税。征收田赋和分派徭役须以田册(地籍)为依据。虽然古代人口和垦辟耕种据以征赋的田地从少到多，但面广量大，且数量经常在变动。唐朝前期赋役推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旧县志记载南宋嘉定“十七年经界，官民田土三干九百八十六顷二十亩一角二十三步，杂产一万五百九十一顷九十八亩三角一十四步。”这里所说的“经界”，是指量度划分地块界线，作一次实地调查。经过若干年，地籍又复不符实际，至元代更甚。元至正中，“浙东廉访使董守悫、从佥事余阙，以田多失实，议根括田税，使民随田受役，乃命婺州路总管督诸县练习田事之人，履亩而核之，其定著为籍，有流水、有类姓、有鼠尾。”至正十四年(1354)，距南宋嘉定间调查百多年后再作调查，垦辟耕种的田地更多了，计官民田土四干二百五十六顷五十七亩三角五十三步四厘七毫。现存的史料表明，古代土地调查最认真的是明朝初期的一次。洪武十四年(1381)治天下十州郡编赋役黄册，命国子生分赴州县会同地方官办理此事。义乌地处浙东，粮赋远不及苏、松、常、太等富庶地区，朝廷未派员督办，直到洪武十九年，始由地方官“派监生履亩经量，编画《鱼鳞图册》”(实地丈量，按田块形状绘图，上写业主姓名及亩分，状似鱼鳞，故名)。洪武二十四年编成“黄册”(封面用黄色纸)，一式四份，分存朝廷户部、省布政司及府、县。是时官民田土增至八干七百三十九顷六分八厘，比四十年前元至正时增加51.3％，对朝廷和官府来说，可算成绩巨大。当时曾规定十年丈量一次耕地，重造“黄册”。因工作量大，地方官员对此开头尚好，后多为敷衍应付。据旧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首次编造“黄册”，永乐元年(1403)、成化八年(1472)、正德七年(1512)、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历九年(1581)相继编造，但间隔时间有的几近七十年。1403年重造的“黄册”，田地山塘数量与1391年的相同。过69年，1472年官民田地数量比1403年仅增161亩。相隔40年。1512年官民田土比上次减少17.42万亩。1542年编造的“黄册”，官民团土数量比171年前的1391年只多出232亩。清朝仍照明万历年间团土科则徵赋役。顺治十四年(1657)颁行《赋役全书》，田土面积大部同嘉靖、万历年间数字。康熙三年(1664)曾丈量田地，比原来多丈出田120.03亩。次年颁行《简明全书》，六年(1667)又丈量，丈出实田比原额仅多120.73亩。此后土地调查情况无史料可考。地籍在百姓来说，既是产权，又是赋役负担的依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也有政治相对清明，负担较轻的年代，但基本情况历来是弊病甚多，负担不均不公。旧义乌县志《田赋论》有颇深刻的揭露：“举积弊言之，有团之家苦赋重，贿奸书将米粮岁洒合勺于百户之内，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渐以消豁，而被洒者莫知所从来，岁为赔偿，名曰‘飞洒’。又患田并户则米多，差役益重，则分析其田，或诡之亲邻，或诡之佃仆，又或为之官庄，彼此规避，幸脱重役，名曰‘花诡’。又家自为户，粮差业该承领，而故以其米留挂娘户、常祠，籍口众共，不落户眼，终岁昏赖，名曰‘虚悬’。又有地无立银，户留虚米者；有田连汗陌，籍无担石者；有留卖户不过割及过割一·二，代为包纳者5有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澈，影射脱漏者。以致派粮编差无所归著，豪猾欺隐，贫弱赔 (左“贝”右“皮”）。”“又王制十年一大造，令开载事产厚薄，按籍科征，而挽近直循故事，以虚文应。即所号为实徵，大率袭祖名，甚联二姓以朋充。而民间田粮又岁岁收除，迄无定辙，册籍纷更，里胥因之恣奸增减，信意出入。昔邱文庄著论，欲令县册详于司府，如谙司职掌所载，凡各田土，开具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质证，不至混而无别。莫若仿而行之，督令里书察算都图事产，各归子户，借造的名登之徵册。先将田地山塘每亩该米、该麦、该银、该徭科则先列于首，以县额而至乡额、都额、图额、甲额俱明注丁田银米，优免实徵数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户，逐名之下，则详开田若干，地若干，山若干，该徵米若干，银若干，附列于后。图敛而总于都，都总而会于乡，乡会而完于县，务期总撒．相符，不得合勺舛谬。每册造二，副印铃，一存县，一发该图各甲收报，照数徵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