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汉朝李陵投降匈奴后他的后裔怎么样了

揭秘汉朝李陵投降匈奴后他的后裔怎么样了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跖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后元二年（前八七年），汉武帝死，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虽痛惜于李陵之降，却颇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实这应是托辞。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