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012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有什么不同

比较2012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有什么不同

新刑诉法中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应该进一步细化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逮捕。
    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对比新旧两种对逮捕条件的规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1996年刑诉法对逮捕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新刑诉法的立法者力求将逮捕条件规定得详细，更便于操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易操作的问题，如新刑诉法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来规定逮捕的条件，尽量做到便于对照操作，但无论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还是“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均为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的判断，是一种预期可能性，和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不同，是否可能发生，只能通过相关间接证据的分析来推断，判断者的认识主观性更强。
    因此，如何正确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发生新刑诉法列举的逮捕条件，就对侦查监督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安机关对这些主管判断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也是一个问题。例如：某甲盗窃一辆摩托车价值5000元，既无前科又非累犯，又无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行为，也无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迹象，也没有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等证据，仅仅一次盗窃5000元属数额较大，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总之不符合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批准逮捕还是不批准逮捕，如果批准逮捕，显然属欠缺逮捕必要性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那么如果不逮捕，谁又能保证其不继续犯罪和打击报复呢？如果继续犯罪，谁又能承担起此责任呢？
    对此，笔者认为应该继续细化逮捕条件，使侦查监督部门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例如可以规定：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的；因防卫过当造成重大损害或者避险过当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并积极赔偿损失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且明显符合缓刑条件的；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等为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此外，还可以增加侦查机关提请前论证，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