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戴写的"为生民立命"这首诗的意义

张戴写的"为生民立命"这首诗的意义

“为生民立命”句，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心、性、天、命，在孟子的思想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国哲学的“心性论”思想，孟子所阐发最见完备精微。人心即“仁心”，这是孟子的“性善论”假设。因此“尽心”，就是让心体之“仁”得到充分发挥。“知性”就是明白心性的义理。而能够明心性的义理，也就知道天命了。所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二程子也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二程集》上册，页15）而只有“知天”，才能“事天”，亦即知道怎样做才能履行对天的承顺不违的使命。但“性”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得可聚，也可失可散。只有进之于“道”的境界，才不致散失。故二程子说：“顺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同前，页30）而“道”需要修为，需要学习，需要教育。这就是《中庸》讲的“修道之谓教”。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孟子还有“正命”的思想。《尽心篇》又云：“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巌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所谓“非正命”，就是尚未安身立命；“正命”，是已然安身立命。在孟子看来，人之生死之大端，也有“正命”和“非正命”的分别。犯罪或者因其他意外（例如巌墙的覆压之祸）的死亡，可以经由理性的自律来避免，人类应该不让这种“非正命”的事情发生。孟子的这一思想，是不是可以说已为后世的人权思想预留下早期的萌端，我不敢断言，但如果认为它是一种维护人性不受损伤的思想，应无任何问题。其实这也就是《西铭》“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句义的来源。
因此张载在其所著《正蒙》之“诚明篇”里写道：“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又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学也。性通乎气之外，命行乎气之内。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张载集》，页21）此又为四句教之“为生民立命”提供了另一诠释。“至于命”就是“立命”，其前提条件是“尽其性”，而学以解“蔽”，方能“尽其性”。所以张载所标示的“为生民立命”，实即为“民吾同胞”来“立命”，其立命在于教，“修道之谓教”，此之谓也。
“为往圣继绝学”之句义，本文一开首即已语及，即这是宋儒自愿担负的集体使命，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孟子以后儒家的道统已然断绝。这就是为什么“四句教”以及《西铭》集孟子义最多的缘由。熟悉思想史的人会问，那么韩愈呢？韩的《原道》不是最早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吗？且看二程子如是说：“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得《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二程集》上册，页37）韩愈在唐，而张载在宋，张之《西铭》反而成了韩的《原道》的宗祖，其褒贬抑扬的态度昭然可见。此无他，盖由于韩愈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着手去解决问题。
对此一问题从学理上给予解决的是宋儒。故“往圣”者，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也；“绝学”者，孔孟先儒所弘扬之道学也。在周、张、程、朱的眼里，儒学只有先秦，“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汉之儒学杂以阴阳谶纬，已近妖氛，而南北朝隋唐之世，道教兴盛，佛法方炽，真能阐扬承继孔孟先儒之道统者，惟有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