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梁晓声《普通人》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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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那个不全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凭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芽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惟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芽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芽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选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那么紧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