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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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司马徽别传　　
　　　　　　　　　　　　　　　　　　　　　　

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辩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常有人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刘表子琮往候徽，遣问，在，不会。徽自锄园。琮左右问：“司马君在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见徽丑陋，骂曰：“死庸。将军诸郎欲求见司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称是耶！”徽归刈头著帻出见琮。左右见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头，辞谢徽。徽谓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急，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常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可以财物令人惭者。”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只小书生耳，其智而能愚者皆类。”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
注：《世说新语》系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
（一）拙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在汉末文化学术方面今文与古文、官文与民间以及北方与南方的抗衡中，司马徽的立场和作为。所谓“今文与古文”的抗衡是指两汉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今文经学派自西汉以来就为官方所推崇，到东汉时，今文经学家又将儒学神化，糅合谶讳之书，宣传“受命”之说，深受光武帝刘秀等统治者赞许，今文经学派遂成为钦定的官方学派。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派，反对荒诞无稽的谶讳迷信，轻视只零琐碎的章句，对今文经学进行了某些改革，因而不为统治者认许，未取得正统官学的地位，因此，古文经学始终流行于民间。东汉时，荆州盛行古文经学，东汉末年，刘表统治荆州十九年（190－208），在此期间，荆州是一个政局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数以千计的学士文人避北方战乱来到荆州，以致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产生了影响全国和后世的著名荆州学派。荆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即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司马徽。司马徽“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左传》详于一代史事，司马徽专精于《左传》，不言孔子受命改制，宣传了春秋时重民不重神的思想，表现了对“时务”的认识，对个体真实存在的思考。司马徽侨居襄阳，活跃在民间，与另一位古文经学大师宋忠等人引经作注，聚众讲学，“讲论义理”，“异于郑玄”，开创了荆州古文经学盛行的局面，并进而与北方的郑（玄）学相抗衡。南方以司马徽等为代表的荆州学派同北方郑（玄）学的抗衡影响深远。南北朝时，南北学风的差异即蕴含着南北各自的影响：南方重义理——荆州学派“讲论义理”的延续；北方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讳——郑（玄）学采用今文经学纬书怪说的承袭。这种南北学风的差异正如《隋书·儒林传》序所概括的：“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北朝后期，南学已开始北渐，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时尚”，这个历史时期“南北文化的重新统一，南方文化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来看，东汉末年荆州学派的历史作用不应低估。同样，荆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司马徽的历史地位也应有恰当的评价。（二）拙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司马徽虽隐居不仕，但绝不是远避世事，他发扬两汉“私人教授”的传统，在襄阳设馆办学，讲授古文经学，培养了一批专精于古文经而又能入世的人才。司马徽培养的学生，既有来自荆州的，也有各地“远游”而来的，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栋梁之才。例如：向朗，“少师事司马德操”，后为蜀汉大臣，以“吏能”见称。尹默，梓潼涪人，“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历任蜀汉州牧、仆射、谏议大夫、太中大夫等职，曾“以左氏传授后主”。李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司马徽还善于发现、荐举人才。他与青年庞统经天纬地，昼夜长谈，发现庞统的才气，称赞他是“南州士之冠冕”，喻为“凤雏”；他也熟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赞喻为“伏龙”。正是由于司马徽的推荐，才使刘备得到这两位天下奇才，从而得以开创“龙凤呈祥”共同辅佐蜀汉的局面。可以说，司马徽“私人教授”，他善于培养人才，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不愧为荆州一代名师。拙文在这一部分还将试析司马徽作为教师的教学特色。（三）拙文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与地方长官保持距离的司马徽对人格的追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以及后来的战乱、瘟疫，使许多儒生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同时也使一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文人学士心灵受到震撼，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思考人生，寻求自我保护，追求独立人格，司马徽就是这个类型的代表。司马徽虽然“有人伦鉴识”，但他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便采取了“括囊不谈议”的态度，口不谈人短（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开了魏晋时期儒生士人“口不臧否人物”风气的先河。这种安身自保的人生观同党锢之祸中儒生表现出来的“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气节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消极的避世事例不如说是寻求积极的入世，这是因为，司马徽的言行表明，他虽然对腐败的朝廷及命官极不信任，但却时刻在“识时务”，觅“俊杰”。一旦有时机，他还会评议人才推荐人才（如向刘备推荐伏龙、凤雏）。在这一点上，司马徽与东汉另一些名士“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的虚伪作风又相隔甚远了。拙文还将援引《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的材料，对司马徽的为人处事作些评述。拙文还将援引司马徽诫子篇，把“论德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的告诫与司马徽的学生向朗的诫子遗训联系起来分析，着重指出，司马徽师生告诫子孙“不随利禄以自堕”的做人道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李文澜作注：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此文原载《楚文史研究通讯》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东汉末年因避战乱侨居襄阳，讲经受徒，是荆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清雅、有知人之鉴”被誉为“水镜”。拙文拟论述的问题是，在东汉人文活动“泾渭分明”的对立之中，“水镜”先生的选择和人格追求。

东汉末年的司马徽从来不谈论别人的短处，美丑都说“好”。有人问司马徽：“身体好吗？”他回答说：“好。”有人告诉他自己儿子的死讯，他回答说：“很好。”
他太太责备他说：“人家是认为你有德行，才把儿子的死讯相告，哪有听说别人死了儿子，反而说很好呢？”司马徽说：“像您刚才的话，也很好！”如今世人所称的“好好先生”一语，其出处就来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