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对西方文学艺术发展走向的影响

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对西方文学艺术发展走向的影响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原则也是建立在“模仿说”基础上的，只是其含义和性质与乃师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里斯多德确立了文艺模仿的本体地位，并使模仿说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亚里斯多德指出，“诗的起源……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14亚里斯多德这一认识是对柏拉图文艺观念的发展，它把文学创作活动归结为人类先天具有的禀赋，从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艺术创造是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能力，这就给“人人都是艺术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支持。在此意义上，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是一种彻底平民化的艺术哲学。亚里斯多德这一认识使模仿说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模仿既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它就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自然行为（德谟克利特），也不是复制自然对象的机械行为（柏拉图），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知识（不是与真理隔了两层的“影像”）的来源和文明的开端，这是对模仿说的最高肯定和赞赏。
第二，亚里斯多德明确限定了文学模仿的对象范围，亦即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诗人……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15。“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是指历史或现实题材；“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是指神话或寓言题材；“应当有的事”，是指理想的虚构题材。
　　第三，亚里斯多德指出了艺术模仿的审美心理效果，认为模仿是人产生快感的源泉。所谓“快感”，亚里斯多德认为“快感可以假定为灵魂的一种运动——使灵魂迅速地、可以感觉到地恢复到它的自然状态的运动……凡是能造成上述状态的事物，都是使人愉快的；凡是能破坏上述状态的或造成相反状态的事物，都是使人苦恼的。所以，一般说来，恢复自然状态，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6。模仿之所以能使人获得快感，是基于亚里斯多德的知识观。亚里斯多德认为，对周围事物的茫然无知会让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从而导致灵魂失去自然状态，对事物的认识则能解除这种不安的心理，使灵魂恢复自然状态，从而使人感到心理的满足和愉快。艺术模仿之所以会让人产生愉快感，是因为人们在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从艺术品本身产生一种认知感，“即使所模仿的对象并不使人愉快……欣赏者经过推论，认出‘这就是那个事物’，从而有所认识”，从而使人产生愉快感，亚里斯多德据此推论，“绘画、雕像、诗，以及一切模仿得很好的作品，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7。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亚里斯多德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认识：某些对象本身（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看上去虽然令人感到讨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它们在艺术中得到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却会引起人们的快感。18
　　第四，亚里斯多德揭示了艺术模仿的创造特质。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创造就是把事物的存在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例如诗人把事物的实体存在转换为语言符号的存在。因此，艺术模仿不只是对实在世界进行复制和抄录，而是在自然事物基础上的自由创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自然。
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家在同神学文艺观作斗争时，就是以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为武器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与新古典主义文艺观作斗争时，同样利用了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
从学理的层面说，模仿说与古希腊哲学观念的发展休戚相关。
苏格拉底之前，二元论的观念尚未形成，各种事物都是同质的，这类似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这是早期人类思维尚未分化的共同特征，神人同形同性，神是人的肖像，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没有那种对于不可见的世界的神秘感觉，一切都是迁移和流转，因而艺术毋须进行解释性的创造，只需再现性的模仿即可。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在《物理学》中指出，艺术所以模仿自然，其根据在于万物的起源都是互相关联的，从而它们的活动和结果也是如此的。如果艺术能够造成自然事物，它就一定要象自然那样来活动。19因此，古希腊人对任何不能用可见方式加以模仿的事物都不相信，在他们看来，文艺所再现的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事物而已，而这些艺术所表现的日常现实事物同人的关系，也正是普通知觉对象同人的关系。因此，艺术的本质即在于它同日常经验范围内事物的关系是一种模仿关系，说白了，艺术是对自然实在的复制。模仿不过是人对他喜爱的东西想接近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柏拉图虽然超越了自然本体论的一元认识模式，由于他把理念设定为世界的最高本体，是万物产生之源，艺术不过是理念的映象和再现，因此，对艺术本质的认识仍然不得不用模仿说进行解释。模仿说的流行，使得希腊时期的哲人们对艺术与实在的关系都拥有一种朴素的认识，因而他们都对创造性或想象性的艺术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这种情形直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