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为什么说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学术文化的转型最终要体现在知识体系的转型上。经世实学在晚清的兴起与发展，使中国知识体系逐渐脱离中古形态，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学术分科发展的基础。作为晚清经世实学发展的历史总结的“经世文编”，动态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演化过程。
　　经世实学内在结构的变动，新的知识体系和新的学科分类的出现，既是西学输入的必然结果，更是经世实学主动回应西潮的文化创造。正如陈旭麓所说：“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至《皇朝经世文新编》，“经世文编”的新学成分越来越多，旧学成分越来越少，最终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其思想内容和学科分类，也不再是传统学术所能涵盖了的。晚清经世实学就是在“经世文编”的这种不断续貂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新学。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也无论是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其思想历程和实践路径都是由经世致用走向汲取西学，由汲取西学而融会中西。正是经世实学面向现实、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使得近代中国知识者能够客观对待涌入中国社会的西学，从而成为中国学术文化走向近代的起点。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在中国“近代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它承袭着儒学经世的传统，同时又孕育着近代新学的某些开放、启蒙的因子。道咸间经世实学的这种双重性格，是由它得以产生的时代的特征决定的。
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面去应付“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新时代的，但它既然是古学的一种新形态，必然也带着古学所固有的惰性。例如，经世派中不少人有浓厚的重农色彩和轻视商品经济的倾向，这便是一种典型的中古意识；又如他们往往一面宣称“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一面又“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在改革的征途中流露出极大的妥协性，再如他们既倡导“变法”，又念念不忘“守本”，企图在保存宗法制度和封建伦常关系的前提下“更法”、“改制”，因而时常陷入一种彷徨无据的窘境。到了大规模阶级冲突来临之际，经世派的思想言行更被扭曲，他们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个分支，几乎全都自动地削弱了对朝廷弊端、封建虐政的谴责，并纷纷为维护清王朝而与农民起义军恶战。“经世”的旗帜在同治前后便转移到曾、左、李、胡等镇压太平军的汉族将领手中，曾国藩们的学术也因此被时人称作“新经世致用之学”。经世实学由道光前后的“改革之学’演变为同治前后的“制民之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也被扭曲成“师夷长技以制民”，这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悲剧。除了各种外在原因之外，经世实学自身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是导致悲剧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