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妻子杨绛照片

沈从文妻子杨绛照片

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

张爱玲的文章就像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短小精悍又不免让人深思；就像一首流动的钢琴曲，轻缓舒畅而让人流连；就像一段内涵深刻的艺术表演，含蓄经典却包罗着爱的气象万千。 真的很佩服张爱玲，用一篇小小的文字就把爱的思考推到了一个世俗的高度，把人们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昭然于纸上，可见其行文的张力。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这个名字越来越成为了一个绝世孑立的“传奇”。身世是传奇的，个性是传奇的，才华是传奇的，情感也是传奇的。传奇则意味着现实的出格，意味着对俗世的背离，意味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本色上的那个张爱玲，无论是人生的态度，还是文学的趣味，都是现实主义的。这在她自己的文章里也屡有提及：“我喜欢差次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极度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我的小说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纵览张爱玲的一生，也难说够得上世俗意义上的传奇标准，除了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与多少显得不合时宜的孤僻乖张的性子，她的一生原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对自己眼中那些许的小幸福憧憬与追逐的一生。 不过后来的人们是管不了这些的。读者需要传奇，因为时兴的中产阶级们需要一个文化的偶像引领着物质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传媒需要传奇，因为出版商们与编辑者们需要更高的销售额与关注度来充实荷包；这个世界也需要传奇，因为沉闷刻板、平庸琐碎的生活现实已经消磨着人到难以顺畅呼吸的窒息程度。 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自己的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个作家还是一位女性，是件值得可疑的事情。如果换做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也许会因为认为这是大众窥私欲望与男权意识的集体暴露而不无骄傲地说上一声“不”。然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一切或许也正是她所乐意看到，甚至曾刻意设计过的，正如她的文章喜欢“差次的对照的写法”，人生在她眼里何尝不是一次创作呢：非如此的喧嚣和繁华，又怎能衬出人生底色上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她或许是骄傲的，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在自己脆弱梦境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一旦遇见自己倾心的男子，便不战自溃，感觉“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中去”。她的作品似乎是流露着女性关怀的，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显然从来没有要替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同胞们充当社会代言人的政治性叙事的野心。对自己笔下的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女性们，她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她的姿态，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对等的平视，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游离于故事角色们的视线之外，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 这或许与张爱玲自己对时代、对历史的体悟是相关的。她对时代的看法，正如同她对人生的打量，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她并不认为时代的大趋势是不断前进着的，在她的眼里，“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对历史、对时代的深深失望与悲观，她确信了她笔下那些女子们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不是有问题和需要改进的。那只是弱小的人们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如同受惊的鼹鼠，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才是实际可靠的，也是符合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恐怕这也正是她自己的人生态度吧！在一片时代不断毁坏而成的荒芜中，个人是如此的虚弱渺小，“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与其因为抱有太高的期望而最终难免失望，不如退而求诸其次。能拼命抓到手的，也只有一些实在的物资的欢娱和世俗的男女的温情。可是对于一个在男权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来说，这点点的渴望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需要企盼他人的施舍——人生便是如此的宿命和无力。 宿命感和无力感处处体现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当中，成为她小说世界中永恒的基调和背景色，给人无法超脱也无处逃遁的怅惘与沉重。《十八春》里的曼桢，被自己的姐姐与姐夫那么样地摧残，然而终究也甘心顺着那条路走了下去，到最后都没有回头，也没有丝毫的挣扎与反抗。故事中的角色们，就是这么样在时代与命运的逼迫下波澜不惊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并且依然那么波澜不惊逆来顺受地继续活下去。似乎他们自己并不是命运的承受者，而只是一个淡漠冷然的旁观者——“传奇”的世界里其实是没有传奇的。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没有意义的完成，也没有境界的升华，有的只是沉重的现实的宿命和无力。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意义的苍白。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在于旁观者的在场，而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注度的缺乏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荡一干二净，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 苍凉是张爱玲给自己下的定语，也是她对自己处身的时代和时代下的人生的独到体味。说张爱玲是现代社会中的小资们的先声，应该是不过分的：不像市侩主义者们彻底地欲望着和物质化，总有属于自身精神世界的雅致与向往；但是也没有理想主义家们充当精神殉难者的道德激情与文化野心，在生活的物资细节，尤其表现出极度的耐心与才情。连带着张的文字风格，都给了后来小资们模仿的灵感。然而张爱玲与现代的小资们又存在着距离的，这距离，恐怕就是她思想底色的那一份苍凉了。 作家们是无法脱离出自己的时代凭空而生的。鲁迅是如此，张爱玲同样是如此的。时代的动荡与惨淡促使了张爱玲的早熟早慧，这不仅仅是指张爱玲早年的家庭背景与童年经历，也包括她于抗战期间在香港的求生生涯。甚至也许主要正是那段经历，在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上涂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日军的飞机在香港的上空呼啸而过的时候，张爱玲的心头肯定也不只一次掠过时代与个人、生活与死亡、真实与人性这类形而上问题的困惑与阴影。张爱玲与鲁迅同样承负着时代与生命虚无的重荷，沉重的虚无感把鲁迅逼向了行动，成为一个以行动反抗虚无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身践力行者。而张爱玲作为女性的个性与气质使得她只能反转身来把不停催逼着的虚无本身当作了审美的对象，从对人生苍凉的无限品味中寻求着精神一时安稳的寄壳——时代的悲怆成就了张爱玲那份华丽的苍凉。或许张爱玲自己多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吧，就像她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所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 张爱玲的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独特性决定了张爱玲的不可复制。后世并不少为张爱玲的才华与个性所折服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她的文字风格、个性气质和生活方式，然而张的思想深处那份时代的底色却是无法仿制的。张爱玲式的苍凉的境味悠长，在于她身后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是如此的惘然与悲怆。失去了时代底子的烘衬，苍凉也就不再具有历史的凝重与沧桑，而蜕化成情感泛滥的俗套与卖弄才情的轻佻。 张爱玲对中国的这片土地无疑是深深热爱与眷恋着的，在其他现代作家眼里只是徒显着中国破败与腐朽现况的世俗图景，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常常独具中国式的古典韵味与风情。这种情感因为完全源自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不掺糅着政治的成分，越发显得纯粹。然而深厚的乡土之情并不能阻止她最终的出走。与其说是因为她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清晰认识，不如说是她那向来沉静的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所使然。正是这种反传奇的现实主义态度，最终使得她幸运地躲过了那些连迭不断的政治运动，成全了张爱玲的这个“传奇”——这或许就是命运的不可捉摸之处吧。

沈从文的妻子不是杨绛，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