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国古代的慎刑制度

试述中国古代的慎刑制度

中国古代刑法制度主要就体现在五刑制度的变化上
五刑的概念很早就形成了，夏商刑制就有所谓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或者这时的五刑是比较简陋的，但是以五种刑罚为体系的概念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西周沿用了五刑的概念，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侯制定《吕刑》，将五刑统一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的体系，使其更为完备。
而到了东周秦朝时，由于周时定型的社会结构的解体，要求新秩序的呼声就大起来了，因此各类变法活动就在各国兴起。在法律方面，原来的旧的传统西周社会的五刑体系就不够用了，因此五刑体系就逐渐在变法中消亡了，秦朝的刑法体系就包括七类：死刑、肉刑、流刑、徒刑、侮辱刑、财产刑、其他刑等。变化的具体原因就不再讨论，而汉承秦制，也延续了这种混乱的刑罚体系。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改进，新的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根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首先是曹魏的《新律》，“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曹魏的刑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五刑制，但也向着刑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西晋的《泰始律》又将曹魏的七种三十七等刑罚简化为五种。即死刑三等、髡刑四等、赎刑与罚金各五等，另加杂抵罪若干等。
《北魏律》定刑为六，计：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确立了完整的死、流、徒、鞭、杖。
最终定型五刑体系的是隋唐时期，唐律最终将其定型，确认为笞、杖、徒、流、死五种二十等，而且疏议也对这些刑种做出了儒家化解释：
笞刑五：笞一十。赎铜一斤。笞二十。赎铜二斤。笞三十。赎铜三斤。笞四十。赎铜四斤。笞五十。赎铜五斤。
【疏】议曰：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汉时笞则用竹，今时则用楚。故《书》云“扑作教刑”，即其义也。汉文帝十三年，太仓令淳于意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帝悲其意，遂改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奴令舂，当劓者笞三百。此即笞、杖之目，未有区分。笞击之刑，刑之薄者也。随时沿革，轻重不同，俱期无刑，义唯必措。《孝经援神契》云：“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礼》云：“刑者，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孝经钩命决》云：“刑者，型也，质罪示终。”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其所由来尚矣。从笞十至五十，其数有五，故曰“笞刑五”。徒、杖之数，亦准此。
杖刑五：杖六十。赎铜六斤。杖七十。赎铜七斤。杖八十。赎铜八斤。杖九十。赎铜九斤。杖一百。赎铜十斤。
【疏】议曰：《说文》云“杖者持也”，而可以击人者欤？《家语》云：“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国语》云：“薄刑用鞭扑。”《书》云：“鞭作官刑。”犹今之杖刑者也。又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扑。源其滥觞，所从来远矣。汉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毕，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损。爰洎随室，以杖易鞭。今律云“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盖循汉制也。
徒刑五：一年。赎铜二十斤。一年半。赎铜三十斤。二年。赎铜四十斤。二年半。赎铜五十斤。三年。赎铜六十斤。
【疏】议曰：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置以园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
流刑三：二千里。赎铜八十斤。二千五百里。赎铜九十斤。三千里。赎铜一百斤。
【疏】议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
死刑二：绞。斩。赎铜一百二十斤。
【疏】议曰：古先哲王，则天垂法，辅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义期止杀。绞、斩之坐，刑之极也。死者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与万化冥然，故郑注《礼》云：“死者，澌也。消尽为澌。”《春秋元命包》云：“黄帝斩蚩尤于涿鹿之野。”《礼》云：“公族有死罪，罄之于甸人。”故知斩自轩辕，绞兴周代。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因而则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
这一体系自唐定型后，在其后的时代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也有不同，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在创立刑制的时候，也是使用的五刑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