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居民在农耕上有哪些成就

会用和制造工具，学会分工与协作，可以区分什么东西可以吃和怎么种植，

学会了使用工具，会自生自力了。

谷物和水稻的种植

原始农耕时代

原始农耕一词，遵从教育部新发之历史课程标准，其《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节内容为：“以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为例，简述中国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根据李根蟠等著《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我国原始社会若按“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演进”划分，可分为“原始采猎业”和“原始农业牧业”两大阶段，而“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第71页）。据最新考古材料可知，我国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址，为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等，碳－14数据表明，这些遗址年代都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即距今七八千年。这些都比半坡和河姆渡的农耕文化略早。一般来说，原始农耕时代相当于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时代，也相当于以社会结构为演进标志的氏族公社繁荣阶段。

伏羲氏教民熟食、结网捕鱼

伏羲氏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圣贤，是著名的“三皇”之一。古史上又称庖牺氏或宓牺氏。《三皇本纪》称他“养牺牲以供庖厨”，是说他教给人民畜牧以供厨下的肉食。《周易》又载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把这两个记载结合起来：“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是把教给人民结网打鱼和驯养禽畜的功劳全归在伏羲氏一人身上了。

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

关于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古史多有记载，如《周易》说：“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拾遗记》说：“时有丹雀衔五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课本上的引言和古文引文便源自上述《逸周书》和《白虎通》。此外，《淮南子》上尚记载有“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和“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等功劳。 

河姆渡的磨制石器 

河姆渡的磨制石器，主要器形有石斧、石锛等，还有专门用作木材加工的原始刨光工具石扁铲，和用于加工木板的石楔等，共出土约九十件。河姆渡原始居民用骨器多于石器，出土各种骨器七倍于石器，最常见的有骨耜。骨耜上部安装一根木棍，称为耒。用耒耜耕作，称为耜耕农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世界上的人工栽培稻，有亚洲稻和非洲稻两种。目前已知的最早非洲栽培稻，考古学家认为起源于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亚，最早可追溯到3500年前。亚洲栽培稻要比非洲稻早得多。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印度是亚洲稻的起源中心，印度曾发现过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稻遗存，20世纪70年代又发现公元前六千至四千多年的人工稻遗址。而我国河姆渡遗址和另一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人工稻谷距今七千年左右。198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更早的碳化稻壳遗迹，距今年代为九千年至八千年。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的人工栽培水稻。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和印度都应是亚洲稻的主要起源中心之一。 

干栏式的房子 

河姆渡居民住在干栏式房子里。这是一种木结构的地面建筑。浙江地区地势低洼，潮湿温热。我国先民为了居住地能有良好的通风和防潮性能，于是盖造干栏式房屋。这种木建筑房屋，一般都由若干木桩、圆木、木板组成，下部有木柱构成底架，高出地面，底架采取打桩的方法建成。桩木打成后，上架横梁，再铺板材，然后在木板上立柱构梁架和屋顶，形成架空的建筑房屋。干栏式建筑，既可防蛇虫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下面还可养殖家禽家畜。至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尚采用这种古老建筑形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粟的国家 

目前，世界农学界几乎都认为，粟的种植，是中国人的首创。我国和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粟，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年代为七千三百年左右。此后，西安半坡原始居民，也大量种植粟，半坡遗址发现了窖藏和罐藏的粟子。日本农学家认为，大约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向东传到日本、朝鲜，向西传入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等国家和地区。 

半坡彩陶的烧制技术 

半坡彩陶是由有制陶经验的妇女们制造的。她们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泥土作陶土，并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或淘洗掉泥土中的杂质，或掺和适量的沙子以便耐火。陶土调好后，搓成泥条用盘筑法或分段衔接法作坯，小器物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接着是修饰陶坯，先用慢转陶轮修整器皿口部，又趁湿粘上或嵌入把手、器耳等附件。等陶坯半干后，要用陶垫托着内壁，细心地进行拍打，使之加大密度与光洁度。上彩之前要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的陶衣。绘彩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蘸上赤铁矿粉或氧化锰粉，在器皿上绘出红色或黑色的花纹来。最后放在窑中去烧成。由于当时的窑室封闭得还不够严密，陶土中的氧化铁得以充分氧化，因此成品绝大部分呈红色或红褐色。因为烧制火候估计有1000℃左右，所以烧出的陶器硬度相当高。 

半坡原始居民已会纺线、织布、制衣 

我国原始农耕时代，已出现了原始纺织业。最早的织机遗存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织机。半坡原始遗址则出土了用以捻线的石制陶制纺轮。从半坡陶器底部发现的麻布印痕分析，当时最细的线纹直径0．5毫米，已和今天的线差不多。半坡居民使用原始的织机，织成麻布，制成衣服。 

大汶口原始居民的农业生产 

在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耜耕农业已占统治地位。这里出土的石耜多于砍伐用的石斧（石耜27件，石斧10件），还出土了一件52厘米长的鹿角鹤嘴锄，至于各种质料制作的镰刀，其总数超过了整地农具的数倍。耜用于翻地，鹤嘴锄用于中耕，镰刀用于收割，整套农具的出现，反映了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农业技术的提高。当时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家畜饲养业和制陶等手工业都有赖于它的发展。由于剩余粮食的出现，制陶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猪的饲养也得到很大发展。半坡氏族的猪，绝大部分是在幼小时宰杀掉的，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资料还比较缺乏。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宰杀的，则多为一二岁的成年母猪，且猪的数量也很大。猪的饲养，间接地反映了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农业的相对发达。 

黑陶和白陶的烧制技术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大汶口墓葬反映的贫富分化 

大汶口墓地的墓葬中，以教材提到的10号墓随葬品最多，数量居各墓之首，达一百七十多件，除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外，还有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大量的骨、牙、绿松石等质料的装饰品。据鉴定，墓主人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此外，有两组墓葬（可能为两个父系大家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组7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一个墓有77件，最少的一个墓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4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墓葬随葬品悬殊之大，反映贫富分化已很显著。 

学术动态  

中国文明起源的新观点 

以前，我们长期认为，阶级社会是文明时代的开始，我国从夏朝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一种传统意见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时代是应当从华夏族祖先黄帝开始的。近几年，考古界和古史研究专家另有新创。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新学说体系。认为我国国家的形成发展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国”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文明是古国、古城“满天星斗”式地遍布中华大地。著名的有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已经形成了古国规模，“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是另一类型，“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其他还可以举出山西陶寺的“古城古国”，以及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等。这些“古国”发展一步即是“方国”。时间大约距今四千年，史籍上“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有万邦”，都是古时方国存在的纪实。苏秉琦认为：“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 

利国利民五谷杂粮 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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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人对于耕种的时节和试用工具有奠定性的基础

看看历史书就知道了

学会了使用工具，会自生自力了

学会了刀耕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