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方百年管理理论的发展规律能从哪些方面入手

分析西方百年管理理论的发展规律能从哪些方面入手

一、西方管理理论百年发展的线索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
　　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勒、法约尔、韦伯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要求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地研究，用以替代工人单凭经验的方法，强调的是通过制定标准的操作方法来训练工人，用经济手段来驱使人们工作。但是，科学管理忽视了人的作用，片面强调管理的理性化，推崇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视工人为“经济动物”，认为只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古典管理学家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这是一种“以人适应机器”的方式，在当时满足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发展要求，但这种把“理性”推到无以复加的地位，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强调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持续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霍桑试验证明生产率不仅仅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化，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和“士气”，而员工的积极性和“士气”又取决于员工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新型的领导要注重于提高员工的满足感，善于倾听和沟通员工的意见使员工在经济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从此，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这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后形成的行为科学中，则始终把人放在管理工作的重要乃至中心的位置上，管理也因此注入了人的感情而充满了感性。
　　二战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也随之提高，这时行为科学理论对此已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科学，强调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有效结合。但现代管理科学并未能克服行为科学理论的不足，即仍未解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正如雷恩所说：“工人仍旧被看做是达到工业生产率这一目标的手段。人际关系并没有恢复做工的骄傲和减轻无目的性，只是代之以工人的精神发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改变工作本身的性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人是知识的载体。就管理客体而言，管理的核心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关键，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能，实现能力价值的最大化，推动组织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创新。人本管理发展到了更高阶段——能本管理，这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本资本的价值。这也使被管理者实现了角色转变，由被管理者转变为特定领域中的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能本管理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根本体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二）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效率中心：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
　　管理思想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提高效率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系统研究开始，泰罗、卡尔·巴斯、甘特、哈林顿·埃莫森、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效率进行了研究，但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数量”中心，即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例如，亨利·福特创造的自动生产流水线将科学管理发挥得淋漓尽致，齐艾福利德创造的事业部制则是科学管理在组织上的保证，自动流水线和事业部制体现了“效率之上”的管理理念和产品数量最大化的追求[2]。后来梅奥在西方电气公司的主持的“霍桑实验”就是一系列为寻找提高产量原因的实验，梅奥在对照明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时，采用的标准就是产品数量的增减。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的需求特征从量化、规模化转变为质化和个性化，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样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过去卖方市场的那种“以量取胜”的企业战略失去了实际意义，从而转向寻求“以质取胜”的道路，“质优者胜”成为了市场经济竞争中一条铁律。各个企业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也往更高层次发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许多知名学者都提出了有关质量管理的观念和理论，如戴明的“领导职责14条”和“PDCA循环”、朱兰的“重要的少数”与“有用的多数”及“三步曲”（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费根鲍姆的“9M因素理论”、石川馨的“全公司性质量管理”、克劳斯比的《质量不花钱》和《完美无缺——不流泪的质量管理》等等。 “质量管理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的观点逐渐成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核心理念。
　　从回顾中不难看出，虽然每种理论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都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提高效率经历了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无论是“量”还是“质”最终归宿都是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效率是管理永恒的研究中心。
　　
　　（三）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道德人”
　　正如雷恩所说：“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以揭开迄今未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3]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经济人”假设，泰勒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纷繁复杂，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他认为人都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接着，麦格雷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沙因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强调了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的多样性模式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征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
　　通过都上述西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设定的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由“经济人”、“社会人”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再到“道德人”，这条主线是围绕人的问题展开的，即怎样才能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实现人的多方面需求和自我价值，又如何规范与约束人的行为，它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古代哲理：以人为本，本理则固，本乱则国危。可以预见，今后管理学也将沿着人性假设的深入思考而不断深化和完善。[4]
　　
　　（四）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文化准则：从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卫在考察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缺什么东西”。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诸如系统工程思想、运筹学思想、信息思想、综合管理思想等实际应用的光辉范例。最早探索东方管理思想的学者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认为，管理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从中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中方的回归：其一是大家所公认的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对管理发展的作用，其三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他认为，其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管理思想的回归。
　　然而，当代西方管理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现代管理思想中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出现路线分歧以及东亚国家新经济所引起的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讨论都不意味着传统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也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恰恰相反，由于人文精神的挑战，科学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变得更合理。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并非绝对的，人类的进程与一切事物的进程一样，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所以，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汇合和互补，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正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追问：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