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最后一头白犀牛离世对人类也是一种警示？

为什么说最后一头白犀牛离世对人类也是一种警示？

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45岁的“苏丹”，因病情急剧恶化，无法行动，19日在肯尼亚奥尔佩杰塔自然保护区，以安乐死的方式离世。“苏丹”的死亡标志着该物种正式进入灭绝倒计时。 

上一次“苏丹”出现在公众视野，还是去年5月，肯尼亚自然保护区在交友网站为其“征婚”，但最终，“苏丹”未成功生育后代。目前，奥尔佩杰塔保护区还有仅存的两头白犀牛，但均为雌性。也就是说，苏丹的去世，意味着北方白犀牛物种，很难以自然繁殖的方式再孕育后代。 
北方白犀牛的精子已有贮存，可以尝试用人工孕育，但人工孕育费用预计高达900万美元，具有相当大的风险，且在白犀牛身上从来没有尝试过。因此可以说，“苏丹”的离世，几乎等同于北方白犀牛物种在地球上的灭绝。 

人类猎杀是导致犀牛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由于犀牛角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以及可用于制作传统的阿拉伯弯刀的刀柄，其价格被炒到比黄金还高，已经达到每公斤6万美元。也因此，人类对犀牛的猎杀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再加上人类活动导致栖息地缩小和丧失，在上世纪60—80年代，北方白犀牛已经大量消失，到1984年，仅剩下15头。


仅有的几只幸存者被送到了保护区，但失去了种群的庇护、交流、沟通，白犀牛不仅生存难以为继，更难以成功繁衍以延续种群。 
不难看出，白犀牛的厄运，很难用生物进化理论的“适者生存”来解释，更多的还是来自人类的贪婪。 

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来说，保护犀牛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本就应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而非主宰与被主宰的从属关系。反过来，到了人类更多地左右自然和主宰其他生物的命运时，生物多样性就不仅面临着衰退，而且会向单一或狭窄的方向发展，这对人类自身也是一种警示。 


生物进化研究中领域有一个至今仍在争论的的焦点：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说的是生物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产生带有适应意义和一定方向的性状变化，并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现象。 
为了保护大象，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想出了把大象牙锯掉的办法。如此也造成了一种生物演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大象一出生就没有象牙，以求自保。现在非洲一些地区的雌性大象98%没有象牙，而以往的发生率平均为2%～6%。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多年来盗猎者猎杀大象以获取象牙，改变了它们的基因。

如果犀牛也像大象一样以减少或不再拥有牛角来规避灾难，站在物种保护的角度来看，对物种留存虽然有好处，但从生物多样性、自然发展的角度看，势必造成人类对大自然生命演化的干预，并非好事。 

更何况，每一物种的存在，都会与周围的生物、生态和环境进行交流和相互依存，共同成为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某种物种消失，都相当于在生态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弊端早晚会显现出来。 


“苏丹”离世，全世界为之惋惜。姚明在社交媒体发文纪念，重申“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以期进一步唤醒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事实上，对中国来说，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同样任重道远：因食用和过度捕猎，禾花雀已从“濒危”升为“极危”；白鱀豚已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如果不抓紧保护，也可能会在10—15年出现功能性灭绝。
拒绝野生动物制品，抵制一切残害野生动物的行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才能避免更多物种因为人类的贪念而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