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好善译文

宋人好善译文

春秋战国时的宋国有一个非常讲仁义的人，他家三代都是这样不懈的行仁义之举。有一次，家里的黑牛忽然生出了白牛犊，他感到很奇怪，就去问孔子，孔子说这是吉祥。

一年不到，他的眼睛无缘无故的瞎了。与此同时，黑牛又生了白牛犊，他就叫儿子去问孔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儿子说：“前次问了，却出现失明的事，有什么好问的？”他答道：“圣人之言先迕后合。这件事还不知其究竟，所以再去问一问。”儿子只好又去问孔子，回答还是“吉祥”。孔子还教其子要去祭天。儿子回家覆命，父亲说：“照孔子所言去做。”又过了一年，儿子的眼也无故瞎了。

不久楚国来攻打宋国，将城围了起来，城内的民众断了粮食，相互易子而食，并将尸体挖出来煮了来吃。（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95年。楚围宋都商丘9个月，使得城内，易子相食，析骸为爨。）所有的男人都要去服兵役作战，死者过大半。而这家父子因为都是瞎子，所以被免役。

论衡》写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期间。汉章帝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定为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王充的论述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但其“疾虚妄”的勇气与对东汉王朝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进行尖锐而坚决的抗争是有进步意义的，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复苏。 正文 原文 原文 论衡卷第六 福虚篇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徒见行事有其方传，又见善人时遇福，故遂信之，谓之实然。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着必然之语，以明德报；或福时适遇者以为然。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 禁惠王食寒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问：“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而得蛭，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废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国人闻之也；谴而行诛乎？则庖厨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见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唯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是夕也，惠王之后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积皆愈。故天之亲德也，可谓不察乎！曰：此虚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佑也。何则？惠王不忍谴蛭，恐庖厨监食法皆诛也。一国之君，专擅赏罚；而赦，人君所为也。惠王通谴 中何故有蛭，庖厨监食皆当伏法。然能终不以饮食行诛于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觉而不诛，自新而改后。惠王赦细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则不然，强食害己之物，使监食之臣不闻其过，失御下之威，无御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监食失甘苦之和，若尘土落于中，大如虮虱，非意所能览，非目所能见，原心定罪，不明其过，可谓惠矣。今蛭广有分数，长有寸度，在寒中，眇目之人犹将见之，臣不畏敬，择濯不谨，罪过至重。惠王不谴，不肖二也。 中不当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见，怀屏隐匿之处，足以使蛭不见，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误在 中，可复隐匿而强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佑之，是天报佑不肖人也。不忍谴蛭，世谓之贤。贤者操行，多若吞蛭之类。吞蛭天除其病，是则贤者常无病也。贤者德薄，未足以言。圣人纯道，操行少非，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过。必众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佑人，何不实也？或时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无有不死，腹中热也。初吞（蛭）时〔蛭〕未死，而腹中热，蛭动作，故腹中痛。须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积，殆积血也。故食血之虫死，而积血之病愈。犹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类相胜，方药相使也。食蛭虫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无不死，死无不出，之后蛭出，安得佑乎？令尹见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当死出，（臣）因再拜贺病不为伤。 着已知来之德，以喜惠王这心，是与子韦之言星徙、大卜之言地动无以异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犊祭。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生白犊。其父又使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复以犊祭。一年，其子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之， 骸而炊之。此独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军罢围解，父子俱视。此修善积行神报之效也。曰：此虚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报之，何必使之先盲后视哉？不盲常视，不能护乎？此神不能护不盲之人，则亦不能以盲护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战顿兵，流血僵尸，战夫禽获，死亡不还。以盲之故，得脱不行，可谓神报之矣。今宋、楚相攻，两军未合，华元、子反结言而退，二军之众，并全而归，兵矢之刃无顿用者。虽有乘城之役，无死亡之患。为善人报者为乘城之间乎？使时不盲，亦犹不死。盲与不盲，俱得脱免，神使之盲，何益于善！当宋国乏粮之时也，盲人之家，岂独富哉？俱与乘城之家易子 骸，反以穷厄独盲无见，则神报佑人，失善恶之实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风寒发盲，围解之后，盲偶自愈。世见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犊祭，宋、楚相攻独不乘城，围解之后父子皆视，则谓修善之报、获鬼神之佑矣。 楚相孙叔敖为儿之时，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对其母泣。母问其故，对曰：“我闻见两头蛇死。向者出，见两头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日：“今蛇何在？”对日：“我恐后人见之，即杀而埋之。” 其母日：“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之。汝必不死，天必报汝。”叔敖竟不死，遂为楚相。埋一蛇，获二佑，天报善明矣。曰：此虚言矣。夫见两头蛇辄死者，俗言也；有阴德天报之福者，俗议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议而必报，是谓死生无命，在一蛇之死。齐孟尝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婴让其母曰：“何故举之？”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何也？”婴曰：“五月子长与户同，杀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户乎？如在天，君何忧也；如在户，则宜高其户耳，谁而及之者！”后文长与一户同，而婴不死。是则五月举子之忌，无效验也。夫恶见两头蛇，犹五月举子也。五月举子，其父不死，则知见两头蛇者，无殃祸也。由此言之，见两头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获二福，如埋十蛇，得几佑乎？埋蛇恶人复见，叔敖贤也。贤者之行，岂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时，多所行矣。禀天善性，动有贤行。贤行之人，宜见吉物，无为乃见杀人之蛇。岂叔敖未见蛇之时有恶，天欲杀之，见其埋蛇，除其过，天活之哉？石生而坚，兰生而香。如谓叔敖之贤在埋蛇之时，非生而禀之也。 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十九〕年，（缠）〔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 尧、舜、桀、纣犹为尚远，且近难以秦穆公、晋文公。夫谥者行之迹也，迹生时行以为死谥。穆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夺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过晋文，晋文之谥美于穆公。天不加晋文以命，独赐穆公以年，是天报误乱，与“穆公”同也。 天下善人寡，恶人众。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