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符号学？

什么是文化符号学？

文化符号学是把文化视为一种符号或象征体系的研究。这种视符号或象征体系具有悬浮其中的意义内涵的研究，不单纯是透视文化的一种学术视角，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对文化本质特征的界定。泰勒把文化界定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人类精神和物质要素总集，即包括观念、行为、文学、艺术、法律体系、物质产品等等。这个经典定义的影响在于：文化长期以来似乎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工具器物等范畴没有区别。
与泰勒的文化定义不同，源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集大成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象征理论或文化符号理论，实质上等于宣布文化的本质在于符号，或简单讲，文化等同于符号，等同于人类的表征系统。因而，对于文化的研究，就是对于符号或人类使用的各种表征体系的研究。
自吉尔茨之后，所谓文化象征理论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已形成悠久传统，出现了像萨林斯这样重要的文化理论家，然而人类学领域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分析对象或实证资料来源仍局限于原始民族或现存的经济不发达社会或社区。
沿着这一学术路线，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将文化符号的研究延伸到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甚至包括青少年亚文化在内的研究工作上，并由此形成了当代流行文化符号学研究的诸多国际成果。应该讲，文化人类学与当代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研究这两条学术发展路线，是广义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的两个重要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探讨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形成背景，必须涉及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狭义的文化符号学，与文化人类学，或当代流行文化研究，在学术目标上既有重叠，又有区别。其重叠之处表现在，二者均视文化为符号或象征体系，在对文化的本质特征的理解上异曲同工。其区别在于：文化人类学和当代流行文化研究的学术目标是研究文化本身(土著文化或当代亚文化），而狭义的文化符号学则具有相对自主的学科建设诉求。因此，狭义的文化符号学更多热衷于对文化进行模式化建构，以从中概括出适用于一般符号学研究的理论范式。这一发展线索的代表人物是尤里•洛特曼，以及莫斯科-塔尔图文化符号学学派。学术界目前言及的文化符号学，基本上属于狭义文化符号学研究。
洛特曼所提出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其最初的出发点，源自他和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其他人物，如乌斯宾斯基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文化的一般符号机制的一系列思考。在洛特曼错综复杂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中，符号圈、二阶模式化、文化文本、集团记忆等概念构成了其理论的基石，值得特别关注。
“符号圈”是洛特曼所理解的文化符号连续体：符号体系在功能上并非单义和清晰的，而是包含有多个层次，就其孤立的个别要素而言，并无符号的效用，而只有通过沉浸于特定的符号连续体才有可能履行其符号职能。这里所说的符号连续体又是由多种形态、处于多个层次的符号模式所填充和构成的。
洛特曼认为，文化符号是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二阶模式化系统，但这一观点最近在国际符号学界受到很多挑战。例如台湾符号学家张汉良就认为，第一层级，或一阶模式化系统是人类的感知机制，而自然语言则是二阶或三阶模式化系统，由此文化符号则属于第三或第四层级的模式化系统。（卢德平）

名人符号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名人符号是特定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表征。 消费社会符号消费逻辑改变名人符号生产机制与内涵所指,使名人符号的生产机制由意识形态宣传、公共知识传承转向娱乐化、大众化,自身沦为一种可以消费的商品,同时造成信道资源被抢占、无效信息的广泛传播与信息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分裂破碎、结构松散的后现代社会里,名人符号也是一种联结社会的工具与纽带。 消费社会大众传媒与广告主要制造了三种类型的名人叙事:偶像神话型、肥皂戏剧型与恶搞反叛型,形成了文化传播中的一种特殊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