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一篇翻译

随园诗话一篇翻译

随园诗话

宋代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说：“从来天分低的人，好谈格调而不懂风趣，为什么呢？格调是空架子，有固定的腔口形式，易于照样学习描画，而风趣是专门描写性灵的，不是天才的人办不到。”我深爱他的这些话。要知道有性情就有格律，格律不是在性情之外。《诗经》三百篇多半写的是劳苦人和思妇随意言情的事，谁为之规定“格”，又谁为之规定“律”？（没人规定啊）而现在谈“格调”的人，能够超出《诗经》三百篇的范围吗？况且，皋陶、夏禹时的歌谣不同于《诗经》三百篇，《国风》的格调不同于《雅》《颂》的格调，格调岂有一定的呢？许浑诗说：“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的好坏在于骨力不在格调啊！

提示：此则主要论述诗要抒写性灵，有性灵者即是好诗，但沈德潜也并不完全反对格律，只是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立论也并不偏颇。同时，沈氏还主张格调也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这样也就保证了诗歌格调的多样性，亦即是风格的多样性。

诗歌的境地最宽大，有的学士大夫平生读书破万卷，读到老死气尽，也不能够深入诗歌的奥秘境界；而有的妇人女子、乡村里没有多少学问的普通人，偶尔有一二句诗，虽是李白、杜甫再生，也一定会低首悦服的。这就是诗之所以为伟大的地方。作诗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二种情况，而后才能求诗于书籍之中，得诗于书籍之外。

提示：此则主要论述诗歌创作不在书籍学问，而在于真性情，但是沈德潜也并不一位地反对书籍学问，而是主张性灵加学问，不过要以性灵为主。

人如果有一肚子书本学问，没有地方去张扬表现，就应当去做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去做骈体文，（骈体文）尽可以铺排书籍典故（张扬学问），何必要借作诗卖弄。自《诗经》三百篇至今天，大凡诗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因为（其诗中）有性灵，与堆垛学问典故无关，惟有李商隐（字义山）诗稍多典故，然而也都是用才能性情驱使典故，不是专门堆砌重叠（典故）啊！我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续诗品三十二首》），第三首便题曰《博习》，说诗一定要植根于学问，这就是其中所说的“不从糟粕，安得精英”的这个道理啊！近来见有的作诗的人，全仗学问的糟粕，琐碎零散，就如和尚剃发，又如袜子拆线，句句加注释，这是将诗当作考据来做了。我顾虑我的（《博习》的）说法妨害了他，所以《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说：“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提示：此则论作诗要性灵，不靠学问。但是也注意到学问在作诗中的一定的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反对以学问为诗，反对作诗堆垛典故学问。

南朝的萧子显在《自序》中自称说：“凡是有所著作，只是很少专用功夫思考；定须灵感自来，不需用力构思。”这也就是陆放翁（陆游号放翁）所说的“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的意思。薛道衡登所谓“吟榻”构思，听到人说话声就发怒；陈后山（宋代诗人陈师道，号后山居士）作诗时，必须家里人为他赶走猫、狗，家中婴儿也都要寄放在别人家：这就是杜甫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吧！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因为诗有的是从自然的天籁得来的，有的是从巧妙的人工得来的，不可以固执一点而求诗。

提示：此则论作诗本自天然的灵感，或者人工的苦心构思。二种情况文学史上皆有典型的例子，袁枚认为二者不可偏废，立论比较通达全面。

诗难的是真实，有感情然后才能真实；否则就是敷衍成文了。诗难的是文雅，有学问然后才能文雅；否则就是鄙俗粗率了。（人们常说）李太白喝一杯酒就能写一百篇诗，苏东坡嬉笑怒骂,都能成为好文章：这不过是（人们）一时兴到的随口之言，不可以因这些言辞而曲解了它的本义。假如当真，那么，这两人的诗集，就应该塞破屋子了，而为什么也只存若干卷呢？并且可供选作精品的，也不过十分之五六。人怎么能持才而放纵自己呢？就像那穈和芑都是品质优良的谷物，而必须加以舂皮扬糠的功夫；赤董之铜是质地优良的铜，而必须加以多次的开采和浇灌铸造。

提示：此则提出诗既要真，又要雅。有真性情，也不能敷衍成文；要雅，就不能鄙俗粗率。人即使有才也不能放纵，而应该自我磨砺锤炼。

我暂时保留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