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伶官传序的中心论点写篇日记

用伶官传序的中心论点写篇日记

掌握命运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曾说：“我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让命运所压倒。”说到命运，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何谓“命运”。
　所谓命运在此海中定义为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换言之，命运涵盖我们的生与死，生来的贫穷或富有，及一切将遇到或以遇到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人生都像一场旅行，起点不可选择，终点亦不可预知，这便是对命运的一种理解，一种理解，一种领悟。有人便要说了：“这样综上所述，我们人类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只有改变自己。”而却殊不知，我们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便也是在改变命运。
　　这边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了。据辞海对命运的定义可知，命运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据此我们便可分别讨论这一定义了。先说生死，的确，生死在天，而不由人，那么可说，命运我们无法改变。次之我们再说除生与死外的另外两个概念。先说第一者，贫富，我们生来家庭所给予的或贫或富，看似不可改变，但仔细看来，贫、富两者之差异，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或勤奋等因素而改变的。说完这前者，再论后者，人生的一切遭遇这个概念，表面看来，我们人生中的遭遇确是不可改变，但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是否真的不能改变。所谓的不可以改变，只是他的到来，他的步伐我们不能停止，不能改变。但是他一旦来到我们身边，那还是可以凭我们的主观行动来改变的，遭遇在这里也可理解或是特殊为境遇，一旦他来到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我们的境遇，在改变境遇中，也不觉改变了客观存在的已即成的事物，从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由此可见我们的命运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改变的，至少在某种特定意义下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要少些报怨命运的不公，多去从自身主观上去找原因，改变自己，调整自己，以求改变命运。
　　改变能改变的，受不能改变的即成的客观事实。
　　掌控自己的主观意志，命运能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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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伶官传序的中心论点写篇日记: 伶官传序中心论点是“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后文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也是说人事的。因为忧劳而谦虚治国，所以国家兴盛；由于逸豫国家受损而衰亡。 下个段落提出的“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是在人事基础上提出来的，提醒人不要忽略个人行为，也还是围绕“人事”在说话，只是最后的“岂独伶人”，把文章写作的现实意义扩展开来，文章的现实作用就进一步明确起来，是中心的升华和深化。 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 作者以“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引起下文，但感叹之中道理尚未及阐明。 《伶官传》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乱政误国的史实.这篇序并未直接写这些事情,而是写后唐庄宗的盛衰成败。无疑是在借此感慨“满招损，谦受益”的金科玉律。 第二段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收尾，道出了醉翁本意。文章大旨直指当朝权贵勋戚乃至皇帝本人。 事实上本文点题的当是最后一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事实证明北宋王朝正是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 伶官传序 作者欧阳修，本文是为《伶官传》所作的序言。《伶官传》是《新五代史》中的一篇合传。记伶人（古代音乐工作者和演员的称号）景修、史彦琼、郭门高等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对后唐庄宗得天下、失下天的典型事例，阐述了国家盛衰主要是由人事的道理。作者作此序是为了告戒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 内容和结构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