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模仿说与近代现代理论的关系

古希腊模仿说与近代现代理论的关系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便衍化成了“镜子说”。文艺理论家们提倡艺术应像镜子一样反映生活的真实，强调自然生活必定是文艺创作的客观依据。达芬奇（1452—1519）指出，艺术要忠实地反映自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去临摹别人的作品，艺术要做自然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同时，他又提出，艺术家还应该以理性为指导，从自然中选择最优美最有价值的部分来加以表现，创造出具有艺术真实性的“第二自然”。由此便产生了关于文艺表达的再现与表现的争论。卡普里亚诺认为，凡是能够为人们所感觉和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艺术模仿的对象，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而坚持艺术表现理想的理论家则认为，模仿就是想像或幻想，借虚构来模仿自然，模仿现实，表达作家的理想，对客观生活由被动反映转为主观处理。自此，关于艺术的“再现说”与“表现说”观点便将文艺理论家们分成了两派，并一直持续了下来。
文艺复兴之后，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1636—1711）也主张艺术模仿自然，但他的模仿是双重的模仿，或模仿的模仿，既模仿自然，又模仿模仿自然，即模仿古典文学中模仿自然的作品。莱辛（1729—1781）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他既反对机械化地模仿自然，又反对古典主义艺术模仿理性化了的自然，而是把自然看成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主要指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生活。席勒（1759—1805）认为诗人应模仿真正的自然，但要善于选择，要模仿自然中美好的人或事物。而歌德（1749—1832）认为自然是艺术创作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创作出毕肖自然的作品，使它成为最高自然美的缩影。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则坚决反对单纯的模仿，认为单纯的模仿并不能成为艺术的目的。
十九世纪之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继出现，传统的“模仿说”已经难以适用于发展的社会及文艺理论，无法阐释日趋复杂的各种文艺现象。因此，“模仿说”逐渐演变成各种新的思潮、新的流派。首先是现实主义，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他认为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忠于现实，艺术不是摹写，而应该是当代社会的反映，这是传统“模仿说”由“反映论”的演变。而现实主义正是在“模仿说”的合理内核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其次是“内模仿说”，其代表人物谷鲁斯（1861—1946）认为，模仿是人和动物的一种本能。他认为凡是知觉都要以模仿为基础，但审美的模仿却不同于知觉的模仿，他多半是内在而不外现，审美主体只在内心模仿外界事物的精神或性质特性，只是一种内模仿。因此，内模仿是一切审美欣赏的核心。
“模仿说”作为西方文艺理论的主旋律，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中阐述了艺术的基本法则，并不断被丰富与深化，逐步演变、融汇到新的艺术理论当中，对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长期的重大影响。

赫拉克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