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钱国币》的作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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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版高中《语文》独幕讽刺喜剧《三块钱国币》中的主人公杨长雄是丁西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塑造的一个“见义勇为”“能言善辨”“有着许多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的大学生形象。
　　这是个正面人物形象。但是笔者看到，这个正面人物形象的身上竟存有多处“硬伤”。
　　“硬伤”一：“斗争”不近人情
　　“碎瓶事件”的受害人本是吴太太。花瓶是女佣李嫂打碎的，李嫂为吴太太利益的损害者。杨长雄不安慰受害人，反站在损害受害人利益者一边，与受害人斗争，只因吴太太是所谓的“阔人”。“阔人”也是人啊，“阔人”也有“阔人”的情感世界。杨长雄怎不关注吴太太心爱的花瓶被打后的烦恼心情和一般女人具有心胸狭窄的特点这种情况，而一味地与吴太太作对,向她“火上加油”呢？吴太太要李嫂典当铺盖赔钱，看似吴太太苛刻，其实这都是杨长雄不近人情的作法导致吴太太“斗气”的结果。如果处理问题只看对象的“穷”与“富”，那么世上怎见“公平”？那穷人永远有理，穷人永远正确，阔人注定就该倒霉。
　　笔者认为，杨长雄帮助李嫂，如果采取人们常用的人性化的“解劝”方法先让强者“息火”，再为弱者“解围”，比如让李嫂向吴太太认个错儿，然后再给吴太太戴戴“高帽子”，夸她几句“菩萨心肠”，说几句同情与体谅的话语，平静一下她烦躁的心情，同时提醒她硬逼李嫂赔这么三块钱，会有损自己的形象和声誉，而后再请求她放过李嫂一马。如果吴太太是个不知“转弯”不要“面子”只要“三块钱”的“小气鬼”“犟驴子”，那么作者再让杨长雄与她“斗”也不迟。
　　“硬伤”二：“争辩”横蛮无理
　　“损坏东西要赔”，这历来被世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吴太太要李嫂赔偿损失，也没有讹诈她，在“国币”贬值的情况下（“现在的三块钱”“抵不到以前的三毛钱”），只是要她照原价赔偿。从某种意义上讲，吴太太的索赔，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笔者认为，即使经法院判决，法律也是会支持吴太太的。可杨长雄硬说李嫂“不应该赔”，他说“李嫂是穷人，女主人应替穷人想想。”杨长雄作为大学生措词都不准确。这只能说“李嫂赔不起”“不要让她赔”，怎能说“不应该赔”呢？杨长雄说：“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替主人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碎花瓶的机会，而没有赔偿的义务。”这也不知是什么逻辑。
　　笔者认为，杨长雄应正视李嫂的过失，承认赔偿合理，放弃与人横蛮无理的争辩，转换思维，去抓吴太太对李嫂“非法搜身”一事，转而向吴太太要求大额索赔，从而让吴太太因害怕被起诉而放弃向李嫂那小额的索赔要求。这样做，既显得通情达理，又显出杨长雄像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女扮男装的律师鲍西亚那样具有智慧（鲍西亚允许狠毒的夏洛克按条约在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但又不准流血和多割一点与少割一点，从而使夏洛克不敢践约）。
　　“硬伤”三：“助人”吝啬小气
　　杨长雄帮助女佣“解围”，只肯出张“空嘴”，不肯“掏自己的腰包”。他不肯承认吴太太的损失，不肯掏出一分钱为人补偿损失，连做做样子也不肯：“你是阔人，三块钱不在乎，我是一个穷光蛋，我的三块钱用处多得很。”成众要与杨长雄下棋打赌，由输者出三块钱送给李嫂让她赔偿，但杨长雄不仅不同意，反而这样讽刺成众。古人云：“财上分明大丈夫。”杨长雄“帮人”，不出钱的事儿他能来，谈到要自己“放血”，虽只放一点，却当起了“缩头乌龟”。这样的“缩头乌龟”笔者看不出有什么“高尚”。在这一点上，剧本所指责的来当杨长雄陪衬的成众（剧本称杨长雄的这个朋友为“如果一个人厌恶女人的啰嗦，喜欢替朋友排难解纷是一条公例，他好像是一个例外”）反倒令笔者有些欣赏。
　　“硬伤”四：“言行”缺乏文明
　　杨长雄身为大学生，言行粗野冲动，与“粗人”无异。剧本中，杨长雄一时出言不逊，骂吴太太“无耻的泼妇”，一时现狠，要“捶她一顿，出出气”“给她几拳，打一个痛快再说”。倒是成众还显得“理智”“文明”些：“和一个女人打架？不大妙……。”杨长雄的粗野，换来的是吴太太的奚落和自己的出洋相：
　　“……一个大学生，以为了不得，自己说话不通，还想来教训旁人，自以为是受过高等教育，开口骂人！”
　　“你没得说了是不是？刚才你很会说话，怎么现在连屁也不放了？”
　　“杨（理屈词穷，闭紧了嘴唇，握紧了拳头，没得说……）”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剧本最后一个镜头。作为一个大学生“舌战”不赢一个妇人，竟然去砸那妇人家的东西－－另一只花瓶，而后又无奈地掏出三块钱来去赔偿。
　　作品为“讽刺”喜剧，但“讽刺”的不知究竟是谁。
　　笔者认为，杨长雄形象“硬伤”的形成，不仅有作者表现技巧上的原因，同时也有时代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因素。但本文中，笔者不打算就此事展开讨论。笔者写作此文，意在强调笔者的一点感觉，那就是这个形象塑造上的“硬伤”，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形象作为正面形象应具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