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房龙the story of America 的原版

哪位有房龙the story of America 的原版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WillemVanLoon1882--1944），美国作家，1882年出生在荷兰，他是出色的通俗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都有著作，而且读者众多，他是伟大的文化普及者，大师级的人物。
房龙青年时期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房龙在上大学前后，屡经漂泊，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工作，在各种岗位上历练人生，刻苦学习写作，有一度还曾经专门从通俗剧场中学习说话技巧。1913年起他开始写书，直到1921年写出《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饮誉世界，直至1946年去世。房龙多才多艺，能说和写十种文字，拉得一手小提琴，还能画画，他的著作的插图便全部出自自己手笔。
中国出版界对房龙作品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房龙已因《人类的故事》而一举成名。而最早的房龙作品的中文译本也正是《人类的故事》。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了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分上下两册。曹聚仁认定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即是房龙，而他读的正是沈女士的这个译本。1927年至1933年间《文明的开端》一书以《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等为名至少出版了四种译本。《》奇迹与人》的译本由黎明书局于1929年出版，书名叫《万能的人类》，伍况甫译。《人类的家园》(即《房龙地理》)1932年刚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次年国内就出现了三个中文译本，其中有傅东华译的《我们的世界》(新生命书局版)及陈瘦石、胡淀咸译的《房龙世界地理》(世界出版合作社版)。后来因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对房龙的热情自然也就降到冰点。虽说《艺术》一书在美国再度畅销，但照施蛰存先生的说法，当时“中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直到1939年，世界书局从总厂的废墟里找出先前未及印刷的《圣经的故事》的纸样，为房龙的这部旧作出版了中文译本，译者是谢炳文。译者本人此时已不知下落。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正文前刊有一封房龙写于1936年11月30日的给译者的回信(影印件和译文)，这可能也是老房龙惟一的一次直接面对中国读者。

在这封信中，房龙回答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他说：“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试着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有关他们所身处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知识。”他还希望中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意书中谈及“宽容”的部分(“宽容”是贯穿房龙一生著述的重要观念)，因为“上帝知道，在如今的世界上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它的一切”，而“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不足以表明理性、常识和彼此容忍的精神取得了胜利”。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法西斯的威胁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房龙不免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他在信中“到底我做到了没有呢”一句的后面连加了五个问号。

在各推出的众多房龙作品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京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两批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这两批书将房龙一生的重要著述都囊括在内，而且房龙自绘的插图也都保留了下来。如今两批书合在一起再版，给人以更加真切的整体感。这真像是在读者面前摆下了一桌真正房龙风味的丰盛宴席。由于房龙作品所包含的思考和研究深深扎根于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不妨称其为“人文主义的盛宴”。

钱满素女士在北京的《房龙文集》的总序中说得好：“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他“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和思想”，他的著述“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和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