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封建？

为什么会有封建？

第一层涵义，是原本涵义。封的本字为“”，甲骨文作“”。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释封》中说：“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以为族与族之间之畛域。 即以林木为界之象形， 乃形声字，从土丰声，从土即起土界之意矣。”建字是植树的意思。《周礼·大司徒》记载：“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注云：“封，起土界也，土在沟上谓之封，封上树木以为国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叙述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情形时，说：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 由此可见，“封建”的原本涵义，是古代氏族部落在其居住地挖沟、堆土、植树、对外作为保护氏族或部落的藩篱屏障，对内作为采集和狩猎的区域场所。“封建”作为古代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全都同样存在过。 相传周文王之国方百里，又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周尺小，每尺约当市尺四寸有余，方百里约合今方四十里；囿是繁殖禽兽，供狩猎的场所，占十分之七，居住地仅占十分之三，足知文王之国是“小国也”。这个小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居住地区，绝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史称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此处所谓“百里之国万区”，也就是有上万个氏族部落居住区。难怪古人说封建之事，“三皇建之于前，五帝承之于后”，黄帝就在三皇之列。 第二层涵义，是引申涵义。荀子说：西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④西周最高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⑤这种“封藩建卫”的办法，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封建之制，或称分封制度。在这里，“封建”二字的涵义已脱离其原本涵义，被引申了。 这种““封藩建卫”的封建之制产生于何时呢？ 在殷墟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我国的信史是从西周开始的。西周有典籍传世，如《诗经》中的西周诗篇和《尚书》中的西周文诰以及青铜器铭文。《史记》记载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共伯和代王行政。共和元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封建之制产生于西周。在殷墟甲骨卜辞发现之后，“曾经有不少学者，就甲骨文的新发现，对商代的世系表加以全盘的考订，并与《史记》的记录作了详细的校订。董作宾在他1955年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一书中，把这些研究作了一次总结，他说：‘《殷本纪》的世系与卜辞对校，自太乙至帝辛，共为十七世，是绝对无违误的。’” ⑦这就是说《史记》有关殷商的记载是可信的。在以甲骨卜辞与《史记·殷本纪》对校研究中，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以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间亦辨其舛误，贡献最大。随后，王国维又作《殷周制度论》，提出封建之制系周公所创，一时史界风从。 1944年，胡厚宣先生撰写的《殷代封建制度考》，列举甲骨卜辞，证明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国之事实。如武丁诸妇被封者，有妇、妇好、妇，像妇大约封于今河南沁阳之东南。诸子被封者，有子画、子宋、子奠、子渔等，像子画封于今山东临淄西北。功臣被封者，有雀、亘、旨等，像雀封于今山西介休县而称侯。方国被封者，有井方、虎方、鬼方、易、犬方、周，像井方在今陕西歧山之南，封为白；犬方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封为侯。（妇好墓在河南安阳已被发掘出来，出土的玉器、青铜器，数以百计。）此外，殷帝乙、帝辛、祖庚、祖甲、武乙、文丁都实行过封藩建卫。 胡厚宣先生还指出：“殷代既有封建之制，则土地必为国家所有，经王之分封，乃属于封建侯白；或土地本为诸国族部落所有，经王之分封，始承认其为自有之土地。总之，无论如何，由卜辞观之，殷代确已有土地私有之制度，则毫无可疑。今人或以殷人共产，尚无土地私有之观念，大不然也。”接着，胡厚宣先生据卜辞，归纳出封建侯白对于殷王之义务，“举其要者，则有五端，一曰防边，遇外寇来侵，则走告王朝；二曰征伐，受殷王之指挥，以征讨叛逆；三曰进贡，或贡龟，或贡牛，或贡珍宝饰物，凡王所喜及所用者皆贡焉；四曰纳税，其税为何，则为农产物品，黍稻最为普通，麦则为稀贵之物；五曰服役，除自耕之外，尚须率领国众，以为王耕。” 胡厚宣先生《殷代封建制度考》一刊出，其观点很快被史学界接受，几乎无人再相信封建之制系周公所独创的说法。胡厚宣先生在文章中说：“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傅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也。”这种见解符合唯物辩证法，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创新离不开积累，后人总是踩着前人的肩膀继续攀登的。 从前代学者探究封建之制事例中，笔者产生一点想法。《史记·夏本纪》载：“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又载：“帝禹立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遵成汤之德也。”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透露出商代有封建之制，而且是商代初期，甚至夏代初期就存在。只是在殷墟甲骨卜辞出土之前没有其他史料相佐证，人们并不相信它。殷墟甲骨卜辞出土之后，只是证明商代后期有封建之制，然而武丁也不可能凭空创造出这种制度。将来或许有什么考古材料发现，会证明商代前期，甚至夏代也实行过封建之制。 第三层涵义，是衍生涵义。在这层涵义上，封建是指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的社会经济形态。具体到中国历史，一般指的是自周秦以来，直至明清的传统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还有许多具体说法。如吴玉章、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说；李亚农、唐兰主张春秋封建说；郭沫若主张战国封建说；黄子通、金景芳主张秦统一封建说：侯外庐主张西汉封建说；周谷城主张东汉封建说；尚钺、王仲荦主张魏晋封建说，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承认中国存在封建社会。 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是马克思研究西欧历史发展进程后得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古代中国社会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由于教条主义地对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被大家忽视了。 例如范文澜先生，他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于1953年出版后，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说：“本书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它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虽然写的未必正确，但方向显然是正确的。”在范文澜先生看来，“中国与欧洲封建社会基本上是相同的”。⑥他说：“恩格斯指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这样开始的：当法兰克民族占有了广大的罗马的国家领土以后，法兰克国王以礼物方式或恩赐方式分土地给他的侍卫。最初大半是把民有地整块整块地赐给侍卫们，后来是以采邑方式授给他们享用（起初大多数场合是一直到国王逝世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的贵族的基础。国王分给侍卫们土地，叫做封地，这种封地的大量存在，也就成为封建制度的开始。在中国的西周，周王明明分封了大量的诸侯国和大夫采邑，而且分封制度比法兰克王国周备得多，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应该是可通的”。⑦ 其实，西欧的封建制度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形相近而神迥异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中国西周时期实行封建制度是王权强盛的反映。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⑧。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共主”。而西欧的封建制度却不是这样，国王以下的各级封建主都效仿国王实行分封。这样层层分封，形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的封建等级制度。等级越低，人数越多，组成一座以国王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在这个统治结构内部，每一层的上下级之间都是领土（封君）和附庸（封臣）的关系，彼此负有义务。但是，每个领主只能直接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管辖附庸的附庸，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条常规。实际上，每个封建主都是一个小国君，割据一方，各自为政。所以，整个西欧封建社会是分裂的，国王的权力有限，不能统治到各级封国，难为天下“共主”。 第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相联系。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职位都由嫡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为中心，依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所以，西周初期，“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而一般平民与贵族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西欧封建社会分裂割据，各自为政，纷争不已，所以盛行尚武之风，当骑士是莫大的光荣。从一份公元1002－1023年的有关诺曼底征服前的英国社会史料中，我们了解到：如果一个平民发展顺利，拥有属于自己的足足五海得土地，一座钟楼和一座城堡，在国王会堂里有他的席位和专职，那么，他以后就有资格获得一个武士的各种权利。……如果一个武士发展顺利，成为伯爵，那么，此后他就有资格得到伯爵的各种权利。这就是说，在当时，财产和武艺是进入贵族行列的主要依据，跟血统关系不大，很多国王的侍卫，最后发展成为贵族。因此，在西欧贵族和平民之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西欧封建社会没有中国封建社会那严格的宗法制度。查理曼帝国在查理死后，帝位由儿子路易（814－840）继承。路易的儿子们彼此争权夺地，甚至对父亲发动战争。路易死后，他的三个儿子把国家瓜分了。长子罗退耳虽然继承帝号，但没有得到整个国家。 第三，西欧封建制度的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土地和兵役之间的交换，双方都受到封建契约的约束。臣下从领主那里得到一块采邑，成为领主的附庸，同时必须为领主服兵役和履行其他一些附庸应当履行的义务。附庸不能履行义务或者附庸死掉，领主有权收回采邑。另外，领主对其附庸需要奉行公平原则，并且尽力“维护”、“保护”附庸。否则，附庸可以废止契约，离开采邑，另择领主，或上诉国王。中国西周封建制度上下级之间没有相互义务的封建契约。下级只对上级有义务，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什么约定的义务。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支配和决定权力。所以，“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 第四，西欧各国的封建国王，他的经济来源要靠他自己的庄园。所以当时有“国王靠自己生活”的说法。中国西周天子靠全国臣民养活，“聚敛贡城阙”，各诸侯国都要给他纳税、贡献、服役。 第五，西欧封建制度的初期，采邑是不世袭的，后来才出现世袭制度。中国西周封建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世袭的，由嫡长子继承。 第六，西欧各封建国王想控制，但不能控制伯爵，于是，它们利用宗教，在每个伯爵领地内建立能与伯爵竞争的权威。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长，建立具有特权的宗教特区，主教和修道院长受国王保护。伯爵及其附庸禁止进入这些拥有豁免权的宗教特区，不能在宗教特区征收税金、施行法律。后来，随着教会势力的膨胀，在欧洲出现教皇的权力凌驾于国王权力之上的现象。在中国，从周秦到明清，宗教只能依附于政权，绝对没有出现宗教权力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现象。 综上所述，西欧的封建制度与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根本不是一码事。用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去比附西欧的封建制度，这或许有概念错位之嫌，但由于现在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意识等等，有关封建的概念用的非常之多。所以，封建的这层涵义，我们也必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