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晚清时期碑学书法兴盛的历史原因有哪些？

试述晚清时期碑学书法兴盛的历史原因有哪些？

中国书法在清代的发展，相对除当代外的其他历史时期而言，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朝代。
　　中国书法在清代的发展，表面看来，大体可分三个时期——事实上对清代书法的分期，在当今学者的研究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其裁定为前、中、晚三个时期。对书法艺术在晚清时期的发展，学界人士的划分多无争议，即由道光以降至宣统末年。但对中、前期的划分，却有些分歧，原因是在康乾盛世的延续中间，有一个雍正皇朝，以致近代学者的分期研究出现两种情况，即或将雍正朝并前，或将其归为后者。对此，笔者持并前之说。事实上虽说雍正皇朝仅有13年之久，但当时国家战事频仍，内忧外患，国朝经济发展已经滞后，民不聊生，导致此间的文化发展，大多因了文字之狱的大兴而几近窒息。而书法，在当时，其命途之衰实非用一句发展缓慢可以笼统言之。相反，真正的评价恐怕得从历史的综合因素进行考虑。诚此，不提也罢。
　　总之，对清代书法的总体发展要是用一句话概括，则可称之为：以乾嘉时期朴学大兴为分水岭，前此是帖学一统江河，其后则是碑学一枝独秀。
　　明末余绪——“遗民书法”
　　显然，要谈清初的书法发展，不提“遗民书法”是说不过去的。
　　清代书法的发展在前期基本沿承了明末书风，所以这一时期书家的艺术创作，大多依然固守明代中叶兴起的浪漫主义色彩。虽说表面上依稀可见书家那种强烈的个性体现，但或者此间受到了时政影响而显得多少有些拘谨。清初书坛，大体有上溯二王、董其昌和师米芾、王铎两股明显的潮流。
　　不论从历史的发展，还是从书法艺术本体的发展脉络看，清代书法的开篇，显然是由明末而起。而明末书法艺术的发展，因了面临改朝换代等历史变故之实，艺术家思想的变幻莫测既表现在对政治上的把持不定，同时也表现在对艺术创作理解的某种无可奈何性和落拓不羁。基于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晚明的书法艺术发展，除却个别人能以不变应万变的理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外，大部分书家的艺术活动都是极其迷惘和无助的。
　　毋庸置疑，清代“遗民书法”的产生大抵有两种情况存在。第一种情况是有如王铎的人生际遇。这类人，清廷能对他们授以高官，但并不弘扬这些人的人生哲学，更遑说张扬他们的艺术。或正因此，也就使得这部分艺术家在人清以后显得满心抑郁而心灵无比颓废，终日不得舒畅的心绪又促使了他们只能将人生理想转寄书画，并藉此以求得某种心灵上的解脱。
　　从书法艺术本体出发，我们发现，王铎除在继承二王书风上取得了惊人成就外，同时还创造了被后世称为“连绵草”的独家书风。时至今日，联系王铎的人生际遇，我们不禁会想，在当时，也许只有像“连绵草”那种极具个性张扬和表现力的书法形式，才能彻底反映出王氏本人沦为贰臣后的复杂心情，才能很好地通过笔墨释解他在入清后虽身居高位却不为世所重乃至遭人鄙夷的双重心态。再者，虽说“连绵草”的创立因了王铎晚年的“气节不保”在当时未能得到朝人的认可与重视，但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影响两方面看，王铎书法艺术中“连绵草”书体的出现，起码有着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清“写意派”书风的形成和发展开启了门户；二是对近现代的日本书法发展影响巨大；三是为当世(尤其是近20年)的中国书法能走上“高、大、全”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启蒙作用。
　　与第一类书家相比，构成清代“遗民书法”的另一组成部分是一些避世书家。他们之中，以傅山最具代表性。
　　傅山作为明朝遗民中最具影响力的书家之一，除了在创作上具有与王锋不相伯仲的专长誉外，尤为可贵者乃其精于艺术美学的研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排”理论的提出，不但反映出了傅山在当时具有标新立异的书学思想，同时，还反映出了作为书家的傅山对书法艺术本体的理解有着自书屋己独到的认知。翻开历史，傅山“四宁四毋”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最终提出，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背景紧密相关。在清初遗民中，文人士子是非常注重人格操守的。傅山作为明室忠臣，政治上的改朝换代本已使得他无法与满族君臣共谋，更何况气节的保全在当时被国人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纲纪。于是傅山走向了历史的另一面，固守人格气节成了他作为遗民人清后的人生首选。具体映射到傅山的艺术，不论创作，或是理论，上至人文，下至书道，傅山在自己的言论中无不注重对人格气节的宣扬。有关这一点，后人从傅山的“作书之人首要之本乃在做人”、“一旦大节有亏，则笔墨不足补其缺”等言论中不难悟出。
　　“馆阁体”与赵、董之风
　　我们知道，“馆阁”二字在宋代时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的统称。明清时因上述馆阁并入翰林院，故有称翰林院为“馆阁”者。
　　显然，作为书法，“馆阁体”是指明清两代的色泽乌黑、大小一律、形体方正、线条光洁的官场书体(明代多称“台阁体”)。缘自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统治者们的极力倡导，“馆阁体”书法成为明清时期书法创作发展的正宗。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云：“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毋庸置疑，翻开元、明书法史，赵子昂、董香光二人堪称当时文人士大夫书法创作中的杰出代表。然而，从书法创作风格的形式归类看，赵、董二人的书法源流虽可归复晋唐正宗，但终因作品风神趋近流滑，所以仍属“馆阁”一脉。
　　由上可以断定，清代中前期书法的发展，因了康、雍、乾三朝皇帝对“馆阁体”书风的钟爱，以及他们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使得“馆阁体”很自然就成为那一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主流。并且，这一主流的发展，足足延续了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