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如何理解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暂时保留意见！

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可。长篇大论说不明白，确立不起来永远无法理解。

历代的政权更叠大都是从反抗当权者，到通过革命推翻当政，而组建新的政权，而同时实行一系列安稳抚民的新政，任用贤才。进入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然后，随着时间，一切弊病会慢慢浮现，社会循环进入当权者想巩固权力，被统治者要争取自己的合理的生存权，矛盾的激发到一定的结点，因一些事件而再次触发革命，如此，　周而复始。虽有不同，却也大多如此。

人类历史有没有规律可循?人类社会各个文明之间有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这些看来都是一些常识的问题，但在大名鼎鼎、学贯中西的学者余英时那里，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不久前，中国各大网站都登载了余英时先生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的演讲，题为《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而不少网站都以《中国文化与自由民主不是尖锐对立》为题进行了报道。读完余英时先生的演讲，笔者的总体感受是：这是一名大学者积数十年悉心研究的心得，自有其十分深刻的道理，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小小的常识偏差。
　　当然，所谓“小小的常识偏差”仅是笔者的主观感受而已，至于其究竟是不是常识偏差，也只有让众网友和方家来评判了。
　　一，关于有无“历史规律”问题
　　余英时先生说，无论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两种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是我早年研究中国史的思想背景。我并没有盲从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因为我既不敢贸然相信‘史学’可以成为‘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更不敢断定究竟有没有什么‘历史规律’。但是这两大史学流派在研究取向方面却各有所长……首先必须指出，将史学发展成物理、化学、生物一类的‘科学’，这一想法开始便有人反对，而且在实践中多数史学家也做不到。不过在理论上‘科学的史学’的号召力非常大，因此在很长时期内似乎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反对者虽不接受，却也无可奈何。大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一预设才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挑战，关键发生在‘历史规律’上面。出乎意外的是，使‘历史规律’开始破产的竟是汤因比而不是‘科学的史学家’。汤氏主张‘文明’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在世界史上选出了二十一个‘文明’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变成了十三卷本的《历史的研究》。专从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言，我毋宁是十分欢迎这部巨著的，但问题出在他要在这部大规模的研究中寻出‘文明’兴起、发展和崩解的一般‘规律’，这就掉进‘科学的史学’陷阱之中了。当时(1950到60年代)西方各国专业史家群起而攻之，每人都根据最可信的史实和史证加以反驳，结果是他的所谓‘规律’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 另一方面，‘科学的史家’所强调的‘规律’也同样受到深入的质疑。评论这里无法展开，让我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论点，即“通贯性的概括”和“通贯性的规律”不可混为一谈。自然科学可以建立‘通贯性的规律’，史学则只能建立‘通贯性的概括’。所谓‘概括’，是指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一些整体的趋势、动态、结构及其因果关系。但这一类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在甲国如此，在乙国则未必如此，在甲时若是，在乙时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学中普遍有效的‘规律’截然有别。‘通贯性的概括’和‘通贯性的规律’之间的分野划定之后，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便自然消解了。正如最近史学家所指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曾经成功地建立起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
　　人类社会的“规律”截然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完全正确。自然界的规律完全可以在实验室被发现，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水在一定压力下达到一百度就会沸腾。因为自然界——至少地球上的自然界，那些生成“规律”的各种条件、因素至少大部分都是恒定的，共通的。但人类社会不同。人类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作为灵长类动物，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动机、有智慧的。因此，人类不仅仅是靠动物的生存本能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同时也运用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动机、好恶、激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不同群落的人类不仅面临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条件，而且是在不同的民族习惯、不同的心理素质、不同的精神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情感色彩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而，在生成人类社会规律的各种条件、因素中，具有“恒定”、“共通”性质的部分极为稀少，而不“恒定”、不“共通”的却很多。也就是说，如果将人类各种文明比喻成一个个个体生命，那么，这些个体生命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品质、生活习惯、情感倾向、心理状况和处世方法，因而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都是不同的。因此，用同一个成长模式去套所有的生命个体，是荒唐的，可笑的。然而，这并非说人类的成长过程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规律了。比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些规律，如分工、市场、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经济等等，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就有普适性。试问，当今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任何一个文明和群落，难道能够逃脱“进入商品生产时代”这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宿命吗?而迄今人类发现的关于商品生产时代那些经过无数实践证明的法则、规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
　　只能这样说，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分期论，都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适规律。比如马克思的历史分期论(其中必须剔除马克思关于人类都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想)，可能作为人类各个文明中个别生命体的典型例证，但不可能成为所有个体生命的成长模式。
　　余英时先生主张在表达人类历史规律时用“通贯性的概括”来取代“通贯性的规律”，笔者不敢苟同。规律就是规律，怎么用“概括”来替换呢?比如“一个企业如果长久将产品价格定得低于其成本，它就必然破产”，这一条就是商品生产时代一条清清楚楚、如钢似铁的规律，怎么能用“概括”取而代之呢?
　　不仅如此，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不同的生命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也有各自独特的规律可循。比如余先生例举的关于中国的“两千年”，无论称其“中世史”，还是称其“经学时代”，或称“封建时代”，只是定义游戏而已，不足为训。重要的是，这两千年的历史是在分裂、割据、混战、兼并和大一统这两种政治形态中反复轮回中走过来的，这才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规律之一。为什么会有这种轮回，至今历史学家们有让人满意的答案吗?
　　二，关于人类各个文明有无先进落后之分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余先生如是说：“我自始即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历史来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中西异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共同关怀的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我一直相信，只有历史研究才是寻求解答的可靠途径。但是在“科学的史学”这一预设之下，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如果历史和自然界一样，受着客观规律的支配，那么“历史规律”也必然和物理规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的。事实上，如前面所指出的，从梁启超的‘上世、中世、近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尚未进入‘近代’、到马克思派的历史分期，无不假定西方与中国循着同一历史规律而演进，但中国却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在这一假定之下，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只存在于‘先进’(西)和‘落后’(中)之间。至于其他差异则是次要的，不过是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而已。应该指出，这里也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历史规律虽普遍有效，但在西方却获得了最顺利的发展因而构成了典型，足为其他文化示范。这是为什么‘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中颇多相信现代的西方为中国的前景提供了发展的样本。 (1949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