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至,及无为而无不为'什么意思

“无为而至,及无为而无不为'什么意思

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无为，即“不为物先，不为物后”，顺乎自然以为治。无为是实现无不为 、无不治的前提和条件，“以无事取天下”。《汉书·艺文志》说:道家的无为政治主张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出了无为政治的基本精神。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庄子更主张君主应该无欲、无为、渊静，“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魏晋玄学家则通过宣传无为而治，引导人们消极、遁世、清谈、无所作为，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老子的无为思想老子的哲学并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学体系，而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对“道”的追寻。老子“道”的学说，就是对宇宙万物的形而上的把握。它的宗旨，不在玄远的空洞世界，而在生活的实践之中。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是一种达至善治的智慧。虽然老子思想以“玄之又玄”而著称，但其背后的济世情怀，却值得反复体味。老子的哲学是一种大智慧，对于人类一切事务，包括管理在内，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其中，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无为”，在老子那里意味着“道法自然”，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观点。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就道生成万物、成就万物而言，道是“无不为”的;就道对于万物“不辞”、“不有”而言，道又是“无为”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无为”与“无不为”的有机统一。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存在，皆是“无为也而无不为”的。老子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认为治国安民，要反对“有为而治”，而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看来，“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圣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把“无为”看作圣人“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手段。

老子既反对儒家推行“以德治国”，又反对“以智治国”。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混乱，有忠臣。”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同时老子也反对兵家的“以力治国”，反对暴力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主张“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只有推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

无为无所不为

“无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造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为”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无为”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老子还曾谈道，“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的，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有为有所不为

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就什么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无需统治者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用谁来“为”，一切顺乎自然地进行。而统治者一旦“为”，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战争而拉夫抓丁。这样“为”则百姓遭殃，社会动荡，“无为”则人民闲适、社会安宁。因此，“无为”是不妄为，不乱来的意思。是说统治者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去做。

“无为”追求的是奉献，“无为”的结果，恰恰也成为“有所作为”(有奉献)。

不争自有成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唯独最为赞美水。他认为，“不争”是美好“水德”的一个品质。老子曾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的“不争”，一是指无私，水利养滋润了万物，而又并不从万物那里争取任何利益自己的东西;二是指与世无争，不仅是在被自己滋润了的事物那里不争，面对世间一切，它都不争。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立于不争而无忧，立于不争而有成。”

“不争之争”与无为而治(南方日报)

刘小青
东汉时期，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皇后阴氏十分嫉妒。但邓绥为人谦恭，性格柔顺，对阴氏十分尊重。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邓绥从不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与阴氏抢话头;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邓绥便立即换掉，绝不与阴氏抢风头。尽管如此，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鉴于阴氏的专横、阴险与邓绥的谦逊、忍让形成鲜明对照，和帝幽禁了阴氏，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这个故事，被后代史家公认为“不争之争”的典型范例。
这里的“不争之争”，与作为领导方法的“无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里的“不争”并非真正的“不争”，而是以“不争”为“争”的手段;“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也并非真正的“无为”，而是以“无为”为“为”的手段。所谓“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把“有所不为”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兵法的开山祖师姜太公说，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家同样把无为而治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于历代帝王将相，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只不过实现无为而治，实在需要领导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领导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应把握以下五条:
1.与民休息，宽容大度。姜太公说，天有经常运行的轨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规。君主如果能够遵守修养生息的规律，天下自然就平安无事了。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修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遏制勾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2.顺乎自然，恪守天道。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当初只是刘邦的一个不起眼的嫔妃。尽管只被刘邦“宠幸”一次便怀上了“龙种”，但她生下儿子后仍然很少与刘邦见面。后来，薄姬不仅因未被刘邦宠爱而使母子免遭吕后囚禁，而且因儿子幸运登基而成了皇太后。这就表明，削尖脑袋钻营即使一时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顺乎自然即使一时失利也未必是坏事。
3.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时期，傅昭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任过州郡属官、地方长官、朝廷命官。当时，朝代走马灯似地更换，官场上混乱无序，危机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么挫折并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声，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据史书记载，他居朝廷，无所请谒;居家室，不蓄门生，不结党徒，不交私利。这些无疑是他得以善终并名垂后世的重要原因。
4.以正避邪，谨言慎行。西汉后期，政治非常腐败，朝廷日薄西山。是时哀帝宠信高安侯董贤并纳其妹为妃。傅皇后之父傅晏惧怕有一天会出现废立之变，飞来横祸。他的朋友桓谭说:刑罚再严，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再盛，不能无故加于忠正之身。桓谭告诉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嘱皇后，千万不能以巫医方技等手段与董妃争宠;其次是他自己应遣散门徒，务执谦谨，防止别人借他之势在外胡作非为。否则皇帝抓到把柄，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晏遵嘱而行。后来，董贤在皇帝的指使下想尽办法，包括逮捕傅后之弟审讯，都始终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5.释疑自保，激流勇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一直是宦海沉浮的关键所在。楚汉相争期间，率军东征的汉王刘邦，反常地几番派人慰问留守关中的丞相萧何。萧何为了祛除汉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出年轻力壮的人，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如此，萧何才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在历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场的一条定则。道家始祖老子认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许多曾经战功赫赫的英豪，如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唐朝代国公李靖等，都是因为不服老贪恋功名而不得善终。

道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纷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根据周文所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政治秩序，正在面临崩溃。用以维持这个秩序的周文，成了徒有架子的形式。儒家想藉仁、义来充实这个外在的架子，老子及庄子则认为文、礼、仁、义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形式。即使它们能够成就社会秩序，这个秩序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秩序，在这个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受到束缚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像儒家哲学一样，道家哲学基本上也是一种内圣及成德之学，它最终的关怀是个人的修养以及成为一个有德之人[6]。但是，修道及成德无法脱离社会而完成，而社会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也就发发可危。道家并非政治上的无**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道家提出一套想法，这套想法就是“无为而治”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与道家内圣及形而上的理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道家内圣及形而上的理论，最重要的论旨就是叫人顺应自然、顺性而行，而不要刻意。在庄子《刻意篇》中所列举的五种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及道引之士，都是刻意而不顺性的人物。这些人违反了自然，因此也非得道之士。庄子认为只有瘪然无极的圣人，才能做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这样的人才能顺乎自然而得到自我解放。而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于它能顺应自然，因而成就万物。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老子》第十章)又说:“道法自然。”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是他们的形而上学及内圣之学在政治上的应用。《老子》及《庄子》二书中谈到无为而治的地方很多。